在近代人地关系地理学领域中，环境决定论研究的是不同气候、生活环境对民族生存的方式、策略和生活态度的影响。16世纪初法国社会地理学派代表博丹（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说，民族差异是因为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类型的民族就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他总结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也决定其民族性格、国家形式、生存思维与办事方式。环境决定论曾是许多西方学者和殖民主义者常用来宣扬西方文化优越的论据，借它强化对落后地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迄今，环境决定论虽受学界抨击，但它的某些内容仍被认为是合乎逻辑的。

从18世纪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他们的殖民开发实际经验中，发现许多土著民局限于现有安逸的乡村自然经济生存条件，难于应对西方资本主义较为严格的生产方式要求，因而有了利用外来移民的设想。马来亚属热带雨林区，气候潮湿炎热，工作条件艰苦恶劣，英国人把焦点放在人口密集而又高度贫困的中国南部和印度的东南沿海一带，大量引进外来劳动力，为其发展经济。

对早期华、印族移民来说，能吃上三餐温饱，就已经比在家乡过穷日子好多了。再说，什么经济剥削，全不是他们所要了解或操心的事。至于另一些学者说引进外来移民的目的是英国要进行劳力分工、分化族群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个观点从学术理论看是成立的，但英国务实投资者的根本是从实际出发，是否真有分而治之的心思，我们或许可以看成是事后发展的副产品，而这个副产品却正是我们大马今天必须正视的课题、种族问题的根源所在。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占地120公顷的甘榜巴鲁(Kampong Bahru)属马来保留地，到目前为止，它是知名城市地理学者麦基（Terry McGee）描绘的“乡村式城区”。它既是城中城，又含有极浓厚的农村住宅气息，带有传统马来乡村的生活情调。50年来，巫统曾尝试通过修改土地法典，将该区土地集体征收进行改造，把马来居民带进现代化社会。在土地征收方面，吉隆坡市政府已将原来每方尺出价650令吉提升到1000令吉。按吉隆坡市长的估算，给予如此高的地价，重建计划完成后，市政府只得到5%的利润。如果这估算准确可靠，相信这不是私人发展商愿意干的交易。然而，据报道，地主们的反应还是不热烈。

很明显的，马来人和华人对金钱和社会价值的反应是有很大差异的。笔者从中国改革开放后，研究发现城市旧区因改造而在拆迁问题上出现不肯搬迁的“钉子户”，主要还是针对赔偿金数额的纠纷， “钉子户” 一旦谈妥就会张开笑脸搬走。其实一般中国人对于住在破旧简陋的旧屋并不感到光彩，恨不得早点搬出去！

含有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一般大马华人，对于现代化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和心理。这也说明了为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物质变化快速，而大马华人对物质的追求表现同样强烈，对高速城市化的适应能力同样强烈。华人和马来人对生活困境和解决问题的态度相差巨大，形成一个文化落差而不可避免的具有对抗性。

但这个对抗性不是不能相容与融合的，这需要有远见和包容心的全民政治领袖的领导，通过不断全国性教育和辅导、各族相互谅解达成，将两个种族迥然不同的人文地域和经济发展观念距离逐步最小化。大马独立后在第一任首相东姑拉曼的领导下，曾使用循序渐进方式意图融合双方。然而这个意愿在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被骑劫了，国家政策从此走上越来越极端的种族路线，任何发展课题都会被种族主义者看成会剥夺马来人的权益，而出现马来权益“保卫战”，迄今还有变本加厉之势。

马来优惠和保护政策就像一座高墙，拦堵了马来民族走进全球化竞争的世界。活在墙内边见不到墙外边世界的人，即使对经济刺激元素毫无反应或反应缓慢，并不意味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潜在丰厚回报没兴趣。相反，金钱的诱惑力对马来人和华人的底线是基本没差别的。即使是伊斯兰宗教司或种族性非政府组织，他们活在以金钱为价值计算单位的社会，都需要大笔资金从事他们的宣传和各种活动。

然而，50年来的“养尊处优”，依赖对党不讲原则的忠诚而换来的朋党照顾，这一类人已养成一种恶习，感觉上是付出的劳力而得到的回报时间不能太长，付出的工作量不能太多，因为劳累追求财富跟长期赖以生存的安逸条件是严重相悖的，没这个文化传统。要我们改变？可以，但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