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这几天，大马政坛虽然依旧多事，但要说最能吸引到我注意的，就是一则与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有关的假消息。对，就是凯里被传打算在国会提呈一项私人动议，要求国会辩论首相交棒的议题，以扫除攸关国家接班人的不确定因素。这个消息，从某个程度来说，是很正面的，因为有留意大马政坛的国人都很清楚，纵然当下政局纷乱，但百变不离其宗，509后一些议题的根源，其实都跟相位竞争有关，能够将之摊在阳光底下讨论，确实能避免很多争论。

可惜，这较后被证实是假的。凯里得知有这个消息后，就连忙站出来澄清，说他从来没有向国会提出这项要求。随着当事人的否认，这个消息很快就沉寂下来，并被紧接下来的政治议题，比如公正党党争、拉曼大学学院拨款风波等事掩盖。但我还是觉得，透过国会来辩论首相交棒之事，就眼下来说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首相既为政府首脑，亦算是间接民选产生的，何以身为最高立法殿堂的国会，以及直接掌握民意的代议士，不能够公开讨论相位竞争？

要知道的是，首相是政府内最具影响力的公职，他并非由特定领袖或政党所专有，其虽然拥有宪法赋予极大的行政权力，但依然必须向国会负责，所以与其让首相职交接问题，交由舆论毫无头绪地猜测下去、让政客毫无节制地利用下去，由国会介入也算是另一个选项。更何况，默迪卡民调中心早已有言在先，指国人不满希盟政府的其中一点，就是迟迟无法对首相职权交接做出明确的规划，所以希盟民意的流失显然不仅是因为政策，也包括这方面的政治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清朝皇帝康熙，很早就立了嫡子胤礽为接班人，但因为储君立得早，所以胤礽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势力，其他皇子也有足够时间尝试扳倒太子争夺皇位，其也因而掀起了后人称“九子夺嫡”的皇位争夺战。康熙皇帝在1712年，因为胤礽的骄纵蛮横、结党营私，而第二度废黜了后者的太子之位，并在之后拒绝再立皇储，直至1722年临终之前，康熙才借着遗诏宣布传位给雍亲王胤禛，为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后，发现其父早期的立储方式并不实际，因为储君的名份早定，所以继位者容易自我膨胀，甚至建立朋党，但不立储又容易让皇室陷入储君之争，这种不确定因素对朝廷也很危险，所以雍正在1723年创立秘密建储制，皇帝会将传位诏书放入密匣内，然后在众大臣的见证下锁入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待皇帝驾崩后，皇族、大臣即可一起揭匣，并按隐藏在里面的诏书确立接班人。

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能让皇子贝勒互相监督，不至于自我膨胀，也大大减少爆发大规模储君之争的可能性，众臣也会深怕押错宝而对每位皇子有所避忌，不敢轻易结党营私。此外，民间也能知道接班人已定，稳定民心。当然，这个典故未必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因为相位不是皇位，能否接班看的是选票、政治版图和魅力，但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明确的领导人接班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能起着稳定民心、稳定社会和压制投机人士的作用。

无论是康熙的公开立储，还是雍正的秘密立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考量，即要借此稳定民心、稳住政权。古代如此，现代亦然。现代宪法政治的存在，也是为了要确保国家拥有明确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领袖任命（接班）方法、任期与路线，任何人若不按规定委任或接任，都一概会被视为违宪，这种安排的主要考量，其实和这些清朝皇帝的考量相似，就是要有明确的继承纲领，以建立稳定的政府、降低市场激烈浮动的风险，以及阻止投机者发动政变。

当然，这些制度我国都已经完备，但问题在于希盟竞选时公布的相位接班安排，已随着时局发展而存在各种变数，无论是接班时间表还是接班人选，我们都感到极之混淆，这些不确定性已令民众和商企对大马的未来政局感到忐忑，更别说会对国家前景有何憧憬。一个称职的政府不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再者，首相是影响人民福祉的重大公职，这不应是一两人可以协议的东西，选民有权利知道其中安排，既然你们迟迟下不了决定，不如由获得选民委托的国会代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