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外采访会随身带三宝————手机、录音笔和笔记本。当然手机已具备录音和笔记功能，为何还要携带其余两样物品？对我而言是三重保障，除非手机有4000mAh电池和一颗可快充的移动电源，不然用谷歌地图找地点、脸书直播、拍摄视频、使用WhatsApp报告进展，再多的电也会枯竭。

2015年，我被派去采访916红衫军在茨厂街的集会，上司要求用手机拍摄集会现况然后传回来，当时背包备有一颗移动电源，手机电池只有3000mAh。可以想像一下，从下午到傍晚，红衫军狂热叫嚣声，与警方在茨厂街牌楼底下列阵对峙，前排集会者情绪非常激昂，后排一小撮蒙脸的人不断往前丢掷水瓶，现场气氛充满火药味，我就在集会者后方默默记录这一切。烈日下，脱掉保护套的手机变得发烫，右手抓着插着移动电源的手机继续拍摄。由于手机网络几乎无法动弹，我还得趁红衫军“休息”时，跑到百米处的星巴克，用店里的无线网络传送视频。未来得及为手机充电，我又要跑回现场继续拍摄，正好就遇上“红头兵”准备发射水炮，历史就如此的眷顾我，让我有了人生第一次水炮的经历。

直至转到副刊担任记者，挨水炮的手机早已退役，新手机变成我的记录器，比如说出席活动或科技产品推介礼，拍下所展示的PPT幻灯片，以便撰写文稿可迅速参阅。倘若是人物专访，录音笔和笔记本肯定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就曾因此遇过一件令我半夜大唱〈凌晨三点钟〉的事（好啦！我就是要cue歌）。

需知录音笔容量有限，有次采访结束后，我就将刚访的录音档“切了”（cut）存入笔电。不料，正值壮年的笔电患了急病，当晚生命面临萎缩，不愿睁开眼让我看它最后一次。倒霉的是当时我在笔记本上仅记录受访者片语和一些要点，无法组成一篇完整的稿，急得我凌晨一时至翌早几乎难以入眠，好像陈奕迅所唱的“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再cue一次）。一大早到了公司，电脑部同事听我吐苦水后，两眼望了我一下，把我递给他的笔电放在桌上，之后他的双手发挥了神乎其技的特效，成功启动安全模式（safe mode）让我有机会取回那些录音档。那时的心情就好像是看完《鬼修女》（The Nun）半夜场，完全舒坦和无忧无虑。

还有一件事是与笔记潦草有关。当年大学练成的数年速写笔记功力全数尽失，采访时我只摘录要点，不抄写完整句子，有时还随心所欲在笔记本上龙飞凤舞，最后看得懂吗？说实话，我有时自己也看不懂…………最后，还要花很长时间重听录音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