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向东学习”的政策缔造者，让日本大学在大马设立分校，一直以来都是首相敦马哈迪的夙愿。其在第一次任相时，已积极向日本政府献议，但该国大学过去并没有在海外设分校的传统，再加上日本《学校教育法》的限制、日系学位对非日语学生的严格条件，以及日式教育体系与大马的英式教育体系的差别，令日本大学无法（也没兴趣）在海外设立分校，也让敦马在当时难以如愿。

尽管日本政府已在2005年修订学校教育法，容许部份等级的大学在海外建校，但法规对颁发海外学位的条件未有放宽，所以，日本至今依然未有任何一所大学顺利在海外设立分校。因为这是敦马的个人愿景，因此其在第二次任相后，就继续与日本教育官员接触，并在8月间获得日方的正面回应，到了敦马上周第三度访日时，也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处取得更明确的说法，对方表示将全面探讨相关事宜，让敦马的努力最终得以明朗化。

敦马结束访日后数天，日本3所著名大学，即筑波大学、日本设计学校，以及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迅即向我国教育部表达建校意愿，若这3所大学真的顺利落实，则大马将成为世界唯一拥有日本大学海外分校的国家，这从我国政府角度而言，将有助提升大马为本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当然，这本来就是（国阵和希盟）政府的奋斗目标，即借助大专院校的数量、国际生的数量，以及外国知名大学分校的数量，来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和地位。

比如前首相纳吉就引入了中国厦门大学，而敦马在首次任相期间也引入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澳洲科廷大学等名校，除此之外，当然也批准设立更多的公立、私立大专院校。截至9月止，我国已有20所公立大学、60所私立大学（16所为相关大学的分校）、30所大学学院、10所海外大学分校和182所学院，大专院校共计282所，而这些都是已获得招受教育部国际生批文的大专院校，我国尚有一堆未能招收国际生的小学院和30多所工艺学院（polytechnic）不在数据中。

这些为数庞大的大专院校，让我们感受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诚意，但身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却拥有另外一种想法，即数量不代表素质。作为一个仅有3千多万人口的国家，大马人口与大专院校间数的比例为1对10万，看起来虽合乎发展需求，但若按各领域的学科、学额均分，除了炙手可热的医科，其他学科在国内已是供过于求。那其他国家呢？日本全国有764所大学，以1亿多人口计，比例为1对16万，而新加坡有五百多万人口和逾29间大专院校，比例为1对19万。

上述两国的高教人口比例虽然远低我国，但他们在各领域科系数量均衡，各校除了拥有校园自治、研究独立，政府还为各领域提供适量研究拨款，更积极顺应跨领域、跨学科合作的研究趋势，令这些大专培养出浓厚的学术环境和研究风气，进而产生了在各领域表现都很杰出、名列前茅的筑大、APU、国大和南大。

反观我国，本地大专之间激烈竞争，一些院校为了增加“客源”不惜减低标准狂收国际生，甚至在硕博阶段（postgraduate）强推“准时毕业”（GOT）策略。

GOT策略，让学术研究变得快餐化、机械化、单元化，令教授和研究生无法在研究中注入新思维，导致研究难有新突破，再加上本地大学教员文书工作的繁重、教务程序上的繁文，以及教务体制缺乏对跨领域研究的包容性，都在侵蚀着这个国家的学术环境和研究风气，导致本地大学在各领域研究中裹足不前，无法创造学术影响力。显然，和日本与新加坡相比，我们虽然在大专院校的数量上占优，但在学术研究、风气、资源和影响力方面，却是望尘莫及的。

因此，政府不可再如过去般，迷信“数量”能够提升高教地位，反之必须调整心态，探讨如何提升国内学术研究的风气和资源，以实现校园行政与研究自主、提供研究奖掖、强化各领域资源，并顺应跨领域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因为只有解决这些缺陷，我们才能提升本地的高教水平，并借此奠定本区域卓越高教中心的地位，而且，让顶尖大学来我国开设海外分校并不足够，只要我们拥有优质的学术环境，我们甚至可吸纳他们的顶尖学者，而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