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讲一则故事。话说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出版了名为《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首先提出了“城市策划需由居民参与”的概念。帕特里克在书中主张，有居民（folks）参与的规划才会成功，因为只有居民知道自己要什么，而这个简单的构思，顺利吸引了英国和苏格兰社会的注意。当然，由于这个观念在当时还是过于前卫，所以英政府仍按传统模式规划地方政策，并没有采纳也是社会学家的帕特里克的概念。

到了1930年代，越来越多民间企业、学术机构，在研发新产品、进行新研究项目之前，都会先向民间征询意见，以便推出能够符合民众预期的产品和研究。

由于这种让“民众参与”的过程非常受落，也逐渐形成业界、学界的惯例。既成时代趋势，英政府终于在30年代末，即打算重建近乎被纳粹德国夷为平地的伦敦市时，才将民间意愿纳入城市重建的一部份，并聘用了名为“大规模观察”（Mass Observation）的社会研究组织，负责就新的城市规划，征询居民的意见。

不过，在刚开始时，因为官僚主义的作祟，居民的意见不是被官僚驳斥，就是被专家反驳，导致绝大部份的民意不被接纳，令舆论极为不满。直到1960年代，英国民众对官僚“闭门造车”的民怨达致高峰，国内出现各种示威浪潮，与此同时，美国也出现针对类似现象的民愤，迫使英、美两国必须正视坊间参与规划的诉求，陆续将“民众参与”纳入立法架构中，英国将其以”公众谘询”（public consultation）称之，而美国则称其为“公众意见”（publiccomment）。

自此，民主国家的民众，除了透过选举、舆论和示威三种方法参与朝政，还拥有了正式、直接参与规划的管道。这个管道，很快被证明能提升政府效率和减少政策U转的浪费，因此就迅速被扩展至城市规划以外的政策规划，当然，也成为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和地区参考的对象，比如澳洲、加拿大、香港等地，就有政策或建议牵涉大众利益需开放谘询的规定，这些事项包括土地征用、预算案、税务调整等，相关机构在决策过程需先征询涉及群体的意见，才能向议会提案。

而采用类同谘询系统的，也包括本区域发展中和工业经济体，比如印尼议会在2011年通过的12/2011方案就架设了决策需经过公众谘询的立法架构，而新加坡也已为大型法案（如新国近期打算拟定的含糖饮料税法）建设了公众谘询的惯例。作为本区域后起之秀的越南，也在近年逐步就一些关键法案（如该国去年提出的网络安全与假新闻法）开放公众谘询。由此可见，从1960年代开始至今，公众谘询已成世界趋势，是为达成善治（goodgovernance）的关键。

行文至此，我想是时候把焦点拉回我国。公众谘询在我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大马生产力机构（MPC）在2014年发布了公众谘询指南，让有意展开谘询的政府机关按章行事，但其既无立法约束，谘询案的启动也属自愿性质，所以过了4年，政府除了在一些牵涉范围小、需具备极高专业知识的领域，如土地征用、金融法案等，有“很低调”的释出公众谘询以外，其他更重要、牵涉更广泛的法案、建议和政策，都在闭门造车，之前国阵政府如此，现在希盟政府也是如此。

因为我国行政体制缺乏公众谘询的程序，所以这里很常出现最后一分钟U转的计划和政策。前朝的我就不谈了，目前政府才上台7个月，信手拈来就有一堆，比如外劳人头税、统考、PTPTN定期扣薪计划等。当然，首相敦马哈迪有对政策频频U转作出解释，并觉得政府有错就喊卡纠正，是从善如流。这点确实没错，在出现争议后撤回建议和政策，也算是聆听民意之举，但问题是，政府在近期U转得非常频密，这已非从善如流，而是让国人无可适从的“朝令夕改”。

这样的决策系统，除了影响政府诚信、消耗选民信任，更是在浪费国家资源。所以，政府在现阶段是时候认真考虑，在设计牵涉、影响广泛的法案和政策之前，先向相关群体提交公众谘询，并同时整顿现有的行政决策程序，将谘询程序纳入行政惯例，减少官僚设计政策时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现象。在这样的机制下，政策U转所造成的国家资源损失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双失”影响会更小，也会让国人看到政府的善治诚意。这种“从善如流”，才是人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