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车，Grab司机就有点困惑地指著手机屏幕上我那搞笑的用户名字问我怎么回事。

喔，piggy，难道我冒犯他了吗？

他说不，但困顿地以为我这外号不雅。

我吃力地用我有限的马来语解释：dulu saya gemuk, all called me pig, then i langsung called myself piggy。

不生气？他问。

一开始生气的，我说，后来就不怎样了，却没能力进一步说明，这种自嘲的策略很快就让我在朋友间取得优势，他们再无法用这个外号伤害我了，我们又继续玩在一起，掰手腕，下课比赛跑看谁最先买到鸡腿饭。

马来大哥从后视镜看我，突然感慨起他自己的人生，腆著肚腩说，saya sudah kah win dua kali。

说真的，我不明白结婚跟肥胖有甚么关系。

他说婚前减肥，秘诀就是不吃饭，可是婚后老婆不让他饿肚子。

我感觉他说话时甜蜜多于无奈，他的肚腩是他和太太爱情的结晶。

哦，tak makan nasi，ada energy tak？

下午吃多少都没关系，晚上千万别吃，他给了我过来人的忠告。

我想，我其实也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我告诉他，我偶尔还会踢足球，早上才踢过一轮，到现在仍冒汗，大腿很酸。

You belum kahwin，tak apa。

我懂了，结婚让人发胖。

话题沿著地不佬路向东北迂回，他问了我几次出身，我都很机警地回答说orang JB。

我向来都很自豪的，我是第三代新山人，阿公二战前就在沙玉河畔打好根基，一辈子在老巴刹打拼，我们都是老巴刹养大的。

可是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不知道当时阿公是不是和我一样？他们飘洋过海来到马来半岛，到底是怎样和讲英语的官员、讲马来语的当地人交流？到了父母亲那代，我见他们每天都和马来朋友打交道，我陪著父亲到马来甘榜，看他扛著两大串香蕉，交给路边炸香蕉的摊贩，每次都会闲话家常。母亲也当了几十年的马来传统服装裁缝，小时候到母亲店裡，我只懂得躲在柜子后面读三国、金庸或干脆睡大觉，他们从来没有我这种尴尬。

尴尬的几番问答，得知马来大哥四十岁，在内政部工作，穿制服的，收入微薄，只好从三年前起兼职Grab。他感叹公务部门华人少，说华人都到新加坡去了，那裡薪资高，其实就是在说我吧，我不想让剧情陷入死角，赶紧解释这是新山特例，而且现在不止华人到新加坡工作，不分族群不分阶层，大家都想去挣口饭吃。

我还反问他内政部难道就没有华人？他说有的，他们负责看报纸。

还好有Grab。

这不是置入性广告。对马来大哥而言，新政府一点起色也没有，没有加班费，花红少得可怜，如何养活家人？他只能靠自己赚赚外快。这个外快之所以成立，还得感谢政府失败的公共交通政策。

父亲每周都要开车送我到新山关卡，我们在车上的话题永远是交通问题。关卡有个汽车接送口，设在巴士总站与德士站之间，六个出入口在同一条马路上，马路只有两条车道，就这样每天瓶颈式塞车，不亦乐乎。父亲老爱说，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交警每天出来赶人，但就是没有人行动。

衔接我们老家的大马路，在我小学时期开始建高架桥，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想说终于可以不塞车了，才发现这些flyover一点也没能让车流更通畅，从Austin拐入坡底，衔接大马路的出口正好碰到要左转前往巴西古当大道的入口，这样的设计注定无时无刻都要塞车，这座城市注定飞不起来。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建筑师都是白痴？

父亲的解答也永远只有一个：少建一个路口，他们就可以吃掉很多预算。

这已成乡民的共识。

我也曾坐上好几个公务员开的德士或Grab，他们都有一样的诉求。

在那小小的民情调查空间里，我提出了华文独中要求政府承认统考文凭的问题。UEC？马来大哥一脸困惑，我尝试解释，sekolah independent，最近大家抓破脸皮吵的，他才若有所悟，但显然没有甚么兴趣。

我们的话题很快又回到民生。

怎么说，坐上一位内政部公仆的车子，基于礼貌，我应该也要赞扬一下新山改善的部份，比如治安。盗匪的确没有十年前猖獗了，我分享了我爸妈以前在家门口遇袭的经验。他问在哪裡？我说JohorJaya，他整个就豁然开朗了。你看，我的老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定位，那裡镇守我的欢乐童年以及血腥阴影。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他谈起他曾经处理过的案件，一个女人被攫匪夺取了性命。

他的语气好无奈。

柔佛有非常多警察，他一边提高声量一边在旧淡杯路高架桥上摊开手说，可你有看见他们吗？跟新加坡比起来，差太远了，他又指了指沿路的路灯，你看见哪裡设了闭路电视吗？

Tak ada！You cakap ini safety？

我问他内政部是没有预算安装这些基础设施吗？他说有的，但你有看到任何一台闭路电视吗？

新山曾经是座暴力城市，到处都是匪徒，抢劫伤人，偷鸡摸狗。到了新加坡，好惊讶原来可以夜里在城市里轻身漫步，可以拎著提包安心逛街，我是被偷过的，父亲被抢过，朋友被砍过，所有那些记忆让人变得紧张兮兮，疑神疑鬼，甚至不敢置信，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了新加坡的安全。

回到新山，朋友却都笑我迟钝了。

我想起新加坡警方一句标语：low crime rate doesn't mean no crime，始终要保持警觉。

治安是底线，马来大哥显然不认同我的观感，他说，罪案仍在发生。

我又问他新政府有甚么进步吗？他的答案直截了当：没有进步。为甚么？工作仍延续著旧政府的模式走，换了等于白换……我们仿佛可以一直这样靠北下去。

我发现每次等红绿灯，他都会忍不住抖起脚来。告别后，马来大哥又匆匆上路了，他著急地滑手机，接生意。如今Grab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不想再浪费时间。

这一切让我越发糊涂了。

在每个人都拼了命努力生活，为家庭牺牲的当下，为甚么却总有人爱批评，说某一族群天生懒散呢？

一上车，Grab司机就有点困惑地指著手机屏幕上我那搞笑的用户名字问我怎么回事。

喔，piggy，难道我冒犯他了吗？

他说不，但困顿地以为我这外号不雅。

我吃力地用我有限的马来语解释：dulu saya gemuk, all called me pig, then i langsung called myself piggy。

不生气？他问。

一开始生气的，我说，后来就不怎样了，却没能力进一步说明，这种自嘲的策略很快就让我在朋友间取得优势，他们再无法用这个外号伤害我了，我们又继续玩在一起，掰手腕，下课比赛跑看谁最先买到鸡腿饭。

马来大哥从后视镜看我，突然感慨起他自己的人生，腆著肚腩说，saya sudah kah win dua kali。

说真的，我不明白结婚跟肥胖有甚么关系。

他说婚前减肥，秘诀就是不吃饭，可是婚后老婆不让他饿肚子。

我感觉他说话时甜蜜多于无奈，他的肚腩是他和太太爱情的结晶。

哦，tak makan nasi，ada energy tak？

下午吃多少都没关系，晚上千万别吃，他给了我过来人的忠告。

我想，我其实也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我告诉他，我偶尔还会踢足球，早上才踢过一轮，到现在仍冒汗，大腿很酸。

You belum kahwin，tak apa。

我懂了，结婚让人发胖。

话题沿著地不佬路向东北迂回，他问了我几次出身，我都很机警地回答说orang JB。

我向来都很自豪的，我是第三代新山人，阿公二战前就在沙玉河畔打好根基，一辈子在老巴刹打拼，我们都是老巴刹养大的。

可是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不知道当时阿公是不是和我一样？他们飘洋过海来到马来半岛，到底是怎样和讲英语的官员、讲马来语的当地人交流？到了父母亲那代，我见他们每天都和马来朋友打交道，我陪著父亲到马来甘榜，看他扛著两大串香蕉，交给路边炸香蕉的摊贩，每次都会闲话家常。母亲也当了几十年的马来传统服装裁缝，小时候到母亲店裡，我只懂得躲在柜子后面读三国、金庸或干脆睡大觉，他们从来没有我这种尴尬。

尴尬的几番问答，得知马来大哥四十岁，在内政部工作，穿制服的，收入微薄，只好从三年前起兼职Grab。他感叹公务部门华人少，说华人都到新加坡去了，那裡薪资高，其实就是在说我吧，我不想让剧情陷入死角，赶紧解释这是新山特例，而且现在不止华人到新加坡工作，不分族群不分阶层，大家都想去挣口饭吃。

我还反问他内政部难道就没有华人？他说有的，他们负责看报纸。

还好有Grab。

这不是置入性广告。对马来大哥而言，新政府一点起色也没有，没有加班费，花红少得可怜，如何养活家人？他只能靠自己赚赚外快。这个外快之所以成立，还得感谢政府失败的公共交通政策。

父亲每周都要开车送我到新山关卡，我们在车上的话题永远是交通问题。关卡有个汽车接送口，设在巴士总站与德士站之间，六个出入口在同一条马路上，马路只有两条车道，就这样每天瓶颈式塞车，不亦乐乎。父亲老爱说，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交警每天出来赶人，但就是没有人行动。

衔接我们老家的大马路，在我小学时期开始建高架桥，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想说终于可以不塞车了，才发现这些flyover一点也没能让车流更通畅，从Austin拐入坡底，衔接大马路的出口正好碰到要左转前往巴西古当大道的入口，这样的设计注定无时无刻都要塞车，这座城市注定飞不起来。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建筑师都是白痴？

父亲的解答也永远只有一个：少建一个路口，他们就可以吃掉很多预算。

这已成乡民的共识。

我也曾坐上好几个公务员开的德士或Grab，他们都有一样的诉求。

在那小小的民情调查空间里，我提出了华文独中要求政府承认统考文凭的问题。UEC？马来大哥一脸困惑，我尝试解释，sekolah independent，最近大家抓破脸皮吵的，他才若有所悟，但显然没有甚么兴趣。

我们的话题很快又回到民生。

怎么说，坐上一位内政部公仆的车子，基于礼貌，我应该也要赞扬一下新山改善的部份，比如治安。盗匪的确没有十年前猖獗了，我分享了我爸妈以前在家门口遇袭的经验。他问在哪裡？我说JohorJaya，他整个就豁然开朗了。你看，我的老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定位，那裡镇守我的欢乐童年以及血腥阴影。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他谈起他曾经处理过的案件，一个女人被攫匪夺取了性命。

他的语气好无奈。

柔佛有非常多警察，他一边提高声量一边在旧淡杯路高架桥上摊开手说，可你有看见他们吗？跟新加坡比起来，差太远了，他又指了指沿路的路灯，你看见哪裡设了闭路电视吗？

Tak ada！You cakap ini safety？

我问他内政部是没有预算安装这些基础设施吗？他说有的，但你有看到任何一台闭路电视吗？

新山曾经是座暴力城市，到处都是匪徒，抢劫伤人，偷鸡摸狗。到了新加坡，好惊讶原来可以夜里在城市里轻身漫步，可以拎著提包安心逛街，我是被偷过的，父亲被抢过，朋友被砍过，所有那些记忆让人变得紧张兮兮，疑神疑鬼，甚至不敢置信，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了新加坡的安全。

回到新山，朋友却都笑我迟钝了。

我想起新加坡警方一句标语：low crime rate doesn't mean no crime，始终要保持警觉。

治安是底线，马来大哥显然不认同我的观感，他说，罪案仍在发生。

我又问他新政府有甚么进步吗？他的答案直截了当：没有进步。为甚么？工作仍延续著旧政府的模式走，换了等于白换……我们仿佛可以一直这样靠北下去。

我发现每次等红绿灯，他都会忍不住抖起脚来。告别后，马来大哥又匆匆上路了，他著急地滑手机，接生意。如今Grab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不想再浪费时间。

这一切让我越发糊涂了。

在每个人都拼了命努力生活，为家庭牺牲的当下，为甚么却总有人爱批评，说某一族群天生懒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