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年晏，开年早，我妈喜欢说。当然那是因为我已结了婚，两夫妇都落籍槟岛，我教圣芳济中学（早上班），容教圣芳济小学，却是下午班。两校都利用同一幢建筑物。当年的公假，农历新春只有两天（那些回教州，甚至只有一天），学校也跟着公假：如果农历新年坐落如今年兔年，星期四，就有四天休假；若坐落星期二或三，则只有两天而已。年晚则没有放假。于是我只好代容向她校长申请，让她在四点钟放吃时早退。校长好像是姓黄的，在学校同乐队吹喇叭，两个男孩都送去修士学院当修士，期望学院送他们读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做父亲的苦心，可想而知。一男终于放弃，不过已有了博士学位；另一男继续下去，我做副校长时，派回圣芳济，但卡丝墨校长不让他做英文系系长。去年年尾聚餐时遇见他，已开始患老人痴呆症（不过，那是另一回事）。

黄校长不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没有人情味，那么坚持原则（就像那已故法官的女儿说：她父亲是有原则的人。我本身也是，我的原则是∶凡对己有益的，我都不拒绝。这是题外话）。据说，战后在草场亚答棚上学时，校长Robless一看到天黑地乌，就提早放学，让学生能在雨来前回到家（这，又是另一回事）。我于是说要呈上医生休假信。他在我背后告知查理斯校长。我根本不知他是那种人，直至我因得罪了董事会的主席（那又是另一回事），查理斯校长才告诉我。当年我年轻气盛，连老虎都不怕。

那时回太平是大阵仗，因为有了孩子，必需携带为奶樽消毒的铁煲，奶樽，奶粉，换洗尿片，以及两衣袋的衣服。一切装在车厢后，五点未到（店里是五点开饭），就等在学校门口。容一出现，二话没说，就驾到船头，等待渡轮。过了海，打开车厢，让海关人员检查，也不敢带什么，只一大包十小盒的火柴。到了北海，找了打油站，打满了油，就上路。

当时还没有南北大道，幸亏也还没有国产车，路上车辆不多，不过乘机发新年财的警察就多了，尤其新马来之后。除了那几段必须放慢的路段，Chain Ferry Road（不对，当时必须通过北海整条大街，在红绿灯后右转），高渊，新邦Halt等，一路上就是七十、八十英里。运气好，六点半回到，否则要到七点，伙记们都饿得呱呱叫，但也没有呈之于色。

新年过后回槟岛，也不是没有折腾的。在炎阳暴晒下（北马新春期间总是酷热干燥，太平甚至制水呢！），等两个钟头才能搭到渡轮。当时汽车没有冷气，过后有了，也怕引擎过热，时开时关，孩子们就不知吃了多少雪条。四点过后开车，在甘邦Dew之后，总会有阵豪雨，泼水器扫不及，镜面濛雾，抹都抹不完。而我总喜欢踏着油门，想尽快超越雨水。还没到北海就堵车，堵足四个钟头。最好是晚上十一、二点驾车，但渡轮午夜之后要半个钟头一趟。

当然，我两夫妇未落籍槟岛前，或还没结婚前，团年饭是准时开饭的。年三十或年二九，店里早上十点多就收工∶两个星期前，有时甚至一个月前就不接订单，除非是最要好的老顾客。收工后，荣伯、学师仔和我就开始以糊了的白粉抹在店面两座摆设橱，右手布匹橱，荣伯裁剪台后布匹橱，甚至老挂钟的玻璃上，以及左手长镜的镜面上（大扫除，我妈老早就做了，是依照通书定的日期进行，以带叶的青竹支把天花板横柱间的蜘蛛网扫下）。等粉糊干了，再用力把它抹掉：满鼻满口，满地都是粉末。

午饭时，这种工作还没完，但午饭是比较随便的，主要是那团年饭。午饭还没完，阿姑或依姐或东莞婆，要视哪位当时正在当佣，已把鸡壳在sup着（浸在水里煮熟，是叫氽？但时间比较久，同时又要鸡只保持完好无损），就要好时倒进鸡内脏，以及那碗鸡红（熟时如圆圆扁扁的饼干，浅黑色：血在碗里老早就凝结了）。我妈连饭都没时间吃，就托着木托盘，上面排放了三双红筷子，三只酒杯，酒壶，鸡，烧肉，生菜，苹果，橙等，开始拜祖先、各位大神，如关公，白衣观音，天神，五方五土地主，前后门的小神等。

佣人也只随便扒口饭，就开始煮当晚的菜，菜香肉香开始飘送，迷漫了整间店。

开饭了！学师仔快手快脚把门板上了，再扫了扫店面和工作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扫的。然后把扫把藏起来，要到年初二开年后才能扫地。最初几年，会从楼上的窗口吊下一或两串鞭炮，点着了，就必必叭叭散了满街红彤彤的纸碎，烟雾弥漫。

五点还没到，我们一家人已围在桌前，还有伙记和学师仔（佣人不愿同座），桌上摆满菜∶猪骨鲍鱼片汤，白斩鸡，阉鸡，烧肉，南乳菇，东菇焖猪网油，少不了应景的发菜炒冬菇（瘦肉，寿菜，也许加点虾米），腊肉蒜，以及当道的腊味：腊肠，润肠，腊鸭，东莞肠，和我特别喜好的金银丸（一块肥猪肉包在猪润中，成牛角形）；还有好事（蚝豉），大粒饱满，但当时我不喜欢其味。有一年荣伯还从敏律的德兴买了火腿肉，大家都好奇的尝着那咸咸的味。我也曾带回冷藏青豆，代替罐头青豆（后者几乎买或吃不到了，除了新琼安的海南鸡排还用它）。荣伯会取出一樽VSOP，大家分享，而华伯或李舜会对其质地点评。荣伯会说它的价钱已从十八块半起到二十一块。有几年我带回Cherry Brandy，或伏特加，或仁酒，让各位叔伯尝新（很巧的，没有威士忌，也没有红酒）；当时我对酒，非常adventurous。

当然我是一步一步升级的：最初喝的是汽水：花沙尼的橙，沙士，甜苏打，苏打（是掺酒的）以及姜水（掺白兰地：俗称BGA）。绝对不会喝茶，那长年一天到晚都喝的六堡（荣伯是以茶掺酒的）。过年是大日子，汽水是节庆时才喝得到的，不像现在，动不动都是汽水，灌了满肚子糖精，痴肥到连自己都抬不起。年纪大了，就灌啤酒；成家后就尝试色酒。

席间，荣伯和伙记会谈点见闻，麻将台间的趣事（什么一索三索的，我到现在还不懂），朋友的特性。也谈到行情惨淡──新年流流，应该不会谈到这种事的，但荣伯就是不信邪，不理睬这种三姑六婆式的迷信。

开年的菜色相同，只是从阉鸡换了生鸡，生生猛猛嘛。开年过后，值得期待的，就只剩下初七人日的生鱼粥，煮了一大锅。元宵好像没什么特别庆祝。

饭饱酒酣之后，是否有一家人一起守岁吗？我就记不起了。我的印象中，每人都似乎有自身的节目：荣伯早期会有朋友约他出去，喝得烂醉而回，过后到车衣行打几铺麻将，再过后就待在店面，很早就去睡了。我妈则煮好斋菜，有时阿姑会帮忙。之后就打理好拜神的一切：元宝蜡烛，香，生菜，生果，拜神用的油等，午夜之后按照指定时辰到各庙堂去：广东会馆旁的何仙姑庙，都拜的城皇爷庙，然后是新港门半路的庙（忘了名字∶记得有次载她去，等在庙外的空地上玩弄黑蚁，过后写了篇〈庙宇外的黑蚁〉）；也不知她是怎样去的，三更半夜，哪会有巴士？可能是先预约了人车？整晚都不用睡，天未光，又以素香膜拜家里的神像。

至于我呢，十四、五岁前，我毫无记忆。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可能和平之后不久，我妈和荣伯（不可能吧？荣伯从来没有行夜街，除了有次带大孙女去买烟花）携着我的小手去卖菜街。我记得很多摊子，一大片光亮，可能是大光灯。也许是买鞭炮，因我扭计。我玩的鞭炮只有半寸铁钉那么长，那么粗；年纪大一点，玩两寸长，比较粗的，如吊在窗口的那种。鞭炮的“父亲”是大光炮，有六寸那么长，粗如晒衣用的竹干，多数在空地上或街中间点，平素用一个空牛奶罐盖住，罐顶凿了一个洞，以便它的引子可以伸出来。大人或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会以一支香点着引子，然后快步走开。大光炮爆炸时，会把牛奶罐弹飞起来。到我年纪可以点大光炮时，政府已严禁鞭炮的进口和出售了。我惟有点线炮的份，一粒一粒摘开来，以香点了，就忙不迭地丢到越远越好，不像大孩子把中型的鞭炮点着了，还以两指捏着，等到最后一秒才放手，或丢向路过的女孩子，让她们假意地吱啐怪叫。我只能把鞭炮丢进沟渠，响声不够，就丢在桥板下，让回音把响声放大（大多沟渠是没盖的，因此搭了三尺多阔的石板从路边引入五脚基）。

换了新衣新裤，领了压岁钱后，我可能跟学师仔：阿坤和牛仔，去看戏，半夜场。太平当时有四间，不，五间戏院：东方路的丽都（原来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海滩，也可能跟随某欧洲海滩胜地而名），都拜的大华，卖菜街的卡尔登和丽士，以及游乐场的中山。但看戏的人多，同时黄牛党多，假如是非看不可的电影，唯有硬着头皮买黑市贵票。半夜场是说那出电影还未到映期，是预先放映。若是好片，或被宣传得天花乱坠，人总是喜欢先睹为快。同时新年流流，初一可以迟醒，总不甘愿独自对着房间。那些正上演的戏，要到初四或初六才开工，不怕没有时间去看。最不济，也可以一天看五场，早场（十一点），下午两场（一点和三点），傍晚六点半场以及九点一刻场。

当然我没有那种精神和耐力看那么多场电影。看电影的记忆免不了混杂起来，可能不止是除夕时看的，也可能新年期间看的，甚至平时看的。看的多数是华语片，邵氏的，国泰的，凤凰的，长城的（后两间后来好像合而为一，而国泰，自陆运涛过世后，由嘉禾代替）。记忆中有林黛和严俊的戏，戏名忘了，但歌还记得，有一首甚至还能整首唱／背出：

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大街小巷悬彩灯，锣鼓响连天，七格隆冬锵冬将，锣鼓响连天……

另一首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一过冬来到，收拾书包好过年（我特别喜欢其哲理）。又有林翠的雪人不见了，葛兰的曼波女郎，钟情的小野猫。过后不再是歌舞片，而是武侠片，如王羽的独臂刀，胡金铨的龙门客栈，道也道不尽。

广告大肆宣传葛兰是什么惹火女郎，大军阀的胡锦最有女人骚味，我却无动于衷。可能太年轻了，可能太天真了，也可能太无性（sexless）了。

为什么没有粤语残片的呢？可能它们都是苦情戏，不适合特意坚持吉祥如意的新年；同时它们的旧式武侠片已过时了。也可能毛泽东占领了大陆之后，一窝蜂的电影人士落籍香港，而华语比广府话的披盖面更加广，可以销到台湾，东南亚各地以及英美唐人街。过后因台湾的文艺爱情片拍得烂了，才让粤语片，以《太平山下》和《七十二房客》浴火重生。再过后呢？我已鲜少去戏院看戏了。

刘琼的《国魂》是迎春电影？我记不清楚，只是记得看了出来，陈国光同学指出蒙古兵第一次在战场上采用火炮，对其摧毁力喜出望外。爱德华七世的同学中唯有他懂中文，而我俩不可能平时一起去看戏。是否如此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上了中四与他比较亲近后，我的过年节目都有所不同。我们几个谈得来的同学，如苏同学，符同学，蔡同学，林同学等几位，在吃了团年饭后，先后聚到他家里，尤其店后的工作间，除了无所不谈外，也赌点博，有时甚至在桌子上睡觉。那次在雪天罕路与新港门路的交叉处，偷袭林同学（我们的英雄）的行动，也是在他家中忽然兴起的恶作剧（practical prank）。

赌博是新年期间不可或缺的活动。做父母的当然不会公然鼓励赌博，但在新年休假期间也不会反对，所采取的是只眼开只眼闭，甚或视而不见的策略。有位哲人不是说过吗∶人生如赌博？不要问我他的名字，横竖人到了某个时期，面对困扰他而无能解决的难题时，不就变成哲学家吗？赌博有种与生俱来的远古吸引力，如开快车，如逃过野兽的袭击。当你做庄，所有买家显示的牌都long，都八点以上，你心惊胆跳地取起牌，翻开的第一张是红公，你双手捏着牌子，缓慢地抽出第二张，又是红公，你把第三张搁在桌上，面向下，玩弄着前两张，把第三张拿起，叠在一起，对着各位买家翻开，要慢慢的眯，买家声嘶力竭地喊：烟屎，烟屎；也有些喊车咩，车咩。这班家伙，不安好心，各个都期望你一点，输通庄。你稍一迟疑，说时迟那时快，把第三张抽出，搭在桌面，啪的一声响！气氛绷紧得没有人喘气。

或是玩pair（扑克）。我喝得醉熏熏，老眼昏花，露出的是皇子，盖着的也是皇子，于是得势不饶人，叫二十块。第三张是个二，对面的好像是张王后，叫二十块试牌。我跟进，再起五十块。他迟疑不决，最后还是跟进，同时起五十：很显然有皇后对。毕竟还有两张牌可博，我就跟进。有一两位赌客已退出，乘下四人。我的第四张牌又是二。二对，我喊，丢进一百块。其他两人也退出了。那有王后的迟疑了很久，推敲了更久，最后壮士断臂，丢了一百块进中间。最后一张牌，两人都没进步。他pass。这表示他手里最多只有一对，因此心虚了。我看了看桌中的钱，把我所有的钱，一百多二百块推到中间，说冲凉！他注视着我，我脸上充满殷切，希望他跟进，同时鼓励他：中间的钱有三百多，你桌面的牌每一张都大过我的。时间凝注着，别人都屏住呼吸，木无表情。他把三张牌丢掉，剩下那张王后，也把盖着的翻开，玩弄着自己的钱，问我下注多少，算他自己的钱，又看看各人：每人依然木无表情。我好整以暇，呷了一口酒，定定的看着他，心里尽希望他跟进。最后，他还是放弃了。我双手把中间的钱扫到面前，然后把底牌摊开。

是张王后！我自己也吃了一惊，随后愉快地大笑。

扑克不是这样玩的，他大喊。

我答：正是这样玩。

能怪我不分日夜，沉迷在赌博中？上午赌，下午赌，晚上赌，通宵达旦赌。据黄来福同学说，钵威的渔夫更厉害，赌足十五天，一纸袋一纸袋的现钱带进带出，到家时就随便乱丢，养足精神后，又随手一操，拿去赌场。

这种新年期间的赌博风气之盛，可从报上的花边新闻看出：又有多位博士被捉。可能甜头不足，或外埠调来。

赌，也不全然为了钱。年初一，十点未到就吃饭：一碗白饭，两或三八角碗斋菜，一汤碗白开水。晚饭也相同。试想想，年轻气盛，同时斋菜凌晨煮就，当时又没有雪柜，哪儿能吃得下，吃得饱？我们就是希望能赢点钱，到新邦的菜馆吃一餐斗底，虾和蟹。就是朋友之间赌，也是赢者请。假如每人都输了，只有自己吃自己（当时年初一，连小贩都收工。巧的是，从没想到吃马来饭或麻麻饭：菜市一角都是友族的摊档）。

当然不是新年的全部时间都花在赌博上，也有去拜年，喝着同样的汽水，吃着同样的饼干。同学的父母可能会给利是（红包）。我妈的叔伯婶姆年纪大了，虽然不再跟去，我的子女都会每人一个红包。这些红包就是赌博的资本，甚或是救命钱。当输得一清二白，红包一封一封拆开，两角，四角，六角，或块二，两块，小学甚至中学时总觉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也没有那种期望。最多是看戏，二号位六毛半，就是请女朋友，买Cadbury包杏仁的朱古力，也块多两块钱。要是去菜市吃凌嫂aiskacang，只不过两毛钱，吃一碟粿炒条或一碗云吞面或粿条汤，也只不过三毛钱。买书，也很便宜∶《战争与和平》，《死魂灵》等一套四或两本，每本厚厚的，也只不过两块左右。现在，我自己的小说集，薄薄的，却要十八令吉，想起来也舍不得买。同时也会约了女孩子到水塘去，拍点照，或坐在长凳上，看雨树的枝干垂到湖面上，一面剥着花生和橙。

荣伯过世后，就不必除夕赶回太平，而是由我妈搭巴士或德士过来，我到船头接她。一切应节的菜由容亲手预备，我妈只负责拜祖先，地主，前后门的天神。其他的大神，也只能当天拜。初一凌晨就载她下去观音亭∶烟啊，人啊，挤得水泄不通，眼睛几乎张不开。

第一年，初二开年，到浮罗池滑有钱人菜市买烧肉，谁知却已发臭了。

开了年，一起回太平，把她放下她住处（她还有许多节目），就去阿叔阿婶处再开过一次年。

我妈过世后，我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在团年时打边炉，虽然初一还保持吃素，开年吃生鸡，腊味，烧肉，东菇，莳姑，但没有了罐头鲍鱼∶买不起！

然后孩子们出了国，在国外成家立业，我们也有十多二十年没有真正庆祝新年了，虽然还做个意思，买点腊肠腊鸭腿∶去年的依然搁在雪柜里。

新年弥漫着期望，因人而异。新年期间，我们热衷于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热衷地吃啊，热衷地玩啊，也无非想填满亘古的空虚与孤独，而年纪越大，越了解根本就不能填的。

兔年，容在英国，我在澳洲，各处东西。除夕，洋女婿和二女都上工，孙儿孙女新学年的第一天。团年饭由我煮∶白斩鸡（过熟了），中虾和西兰花，椰菜花，甜黍米，甜青豆。五点半，二女回到家就开饭了。饭后我给了各人一个压岁钱。

年初一，午饭我吃剩下的虾，晚饭吃牛肉。年初二，我独自一人煎了猪排开年，自得其乐喝Lowenbrau（忘了有多久没早上喝啤酒了：似乎整个世纪以前）。

So much for团年晏，开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