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过海外，是岁不归者，谓之住蕃”。公元8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少商人开始从事海上贸易，为了确保固定的交易市场与贸易据点而选择客居异乡的人，则成为“住蕃”，这也是马来西亚华商的最初形态。

在中国同马来西亚数百年的商贸关系中，马来西亚华裔商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市场知之甚少，既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政策，又不谙马来文化，马来西亚华人因为文化上与中国的亲近感和语言等天然优势，再加上熟知马来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各界交往合作的桥梁，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但近期吉利收购普腾、东海岸铁路等重大项目中，仿佛少了华商的身影，华商在中国企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过程中扮演的中间人角色，似乎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不少中国企业海外经验日渐丰富。已初具全球格局的中国企业也开始逐渐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宪法中土著优先的条文和自7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非土著、尤其是华商的发展壮大。制度的歧视从根本上导致华商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巫裔对于政治资源的把控，直接导致了土著掌控的政府相关公司垄断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个重要行业。这种被政治化了的国民经济特征使得中企更倾向于同具有优先权的政府相关／土著公司合作。

在上述政治现实下，中小型企业成为华商的主要经营形态。制度的歧视让很多中小型企业抱团取暖，约700万的华人圈子基本上满足了华商在非垄断领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难以跳出华商华人社会的小社会，华商圈子也因此变的相对封闭和固化，难以发展壮大。中国投资往往会考虑体量和实力上的均等和匹配，这种商业逻辑使得以中小型企业居多的华商屈居政府相关公司，成为中资的次要选择。

中国海外投资由国有企业主导的现实使“保护国有资产安全”成为中资经理人的重要考量，在中国一党制的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国企往往会有“但凡有政府背书的项目自然安全”的观念，这种思维模式使中企的合作更倾向于同有国家政府背景的相关公司合作，而非华裔经营的私人企业。

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很多企业有了日渐成熟的国际管理经验，许多国字头企业也逐渐加大了国际化人才储备，在语言、法律、文化和国际化管理等方面做好了与国际接轨的硬件准备。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年中国海外留学生高达126万，其中近8成选择回国发展，而这其中的8成都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海归人才逐渐壮大了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的人才队伍，他们在海外累积的知识、经验、人脉等资源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减轻走出海外“水土不服”的症状，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以前华商协助境外中资时扮演的“顾问”角色。

1974年，尚未从冷战和反共情绪走出来的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或许当时的领导人已预见到中国在将来的崛起。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其它强国在本地区政策的不确定性，重新让马来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对于眼下经济低迷的马来西亚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马来政治精英或选择绕过华商这一环节，直接同中国沟通。“一带一路”语境下，大马城和东海岸铁路等大型项目更是通过高层对话直接确定下来，华商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回看世界范围内华商发展的历史，华商往往为家族企业。家族企业通过血缘关系建立起比其它类型企业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但“富不过三代”箴言背后隐藏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和亲属之间财产分配的深层痼疾。加上一些家族企业因循守旧，难以转型升级，完成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核心竞争力无法与现代企业匹敌。近些年来，受西方良好教育的马来商业精英的管理能力业已大幅提高，很多职业经理人受聘于政府的相关公司，也使得“华商天然善经营”的光环暗淡了许多。

回看历史，马来西亚华商的经济地位在建国前即已确立，经过了1957-1970年代的繁荣时期，1971-1990的曲折发展，和90年代以来的稳定发展时期，可谓是一波三折。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庚武教授说，华人有一种很现实、理性和实际的处世态度。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在早期的华商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华商凭借这些美德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原始积累，也完成了从社会底层迈向中产阶级的第一次转变。

在华商期待通过经济实力跨越中产、晋级精英阶层的奋斗中，制度瓶颈始终是华商难以突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浪潮下，华商日渐被边缘化的角色其实只是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中资的到来只不过是放大了马来西亚社会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制度上的脆弱和缺陷。

中资的涌入或许会在短期内打破马来西亚社会原有的利益平衡和格局，造成些许波动和不适，引发马来西亚社会在现有政治框架内的资源利益再分配，但从长远来看始终会回归理性，归于平静。然而，由于土著的特权早已被宪法确定，华商或许始终难以逃出被边缘化的宿命。

因此，华商不能为自己为中华文化和马来文化的中介人而沾沾自喜，更不能把和中国所谓的亲近关系作为唯一的竞争力。正如上文所述，今后中资企业投资马来西亚不排除会绕过华商，直接同体制内精英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华商要摈弃传统固有思维，增强危机意识。

中资和“一带一路”能否为华商带来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了华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非理性的盲目追捧。

让中资的到来成为华商调整内部结构、转型升级的契机，唯如此，华商才能华丽转身，跟上中国发展的节奏和步伐，不仅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在马来西亚现有体制内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