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创作者，巴代像个长年和时间竞跑的马拉松选手。创作纪律异常好，8年出版9本小说：8本长篇，一本短篇，近乎类型小说家的竞跑速度，双脚绑着民族文化使命，他总是确保自己呼吸平稳，安全达标。

“我先是一个部落的文史工作者，再来才是一个小说家，我以小说作为一个文史的工具。”

他自言不追求浪漫，不踩踏仙界的云彩，也不在地狱里试炼，“我的议题处理本来就不是为了追求浪漫，某个程度来说，不那么挑战文学艺术的高度和深度，那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希望可以处理我想表达的历史。换句话说，小说成了我传递想法的工具，而不是追求极度艺术的事情。”

不往水深火热里烫燃，不代表不是好作品，“我的小说可以是小说吗？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它具备了所有文学的技巧，可是它更可以做为一个历史教育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教育的辅助教材。”

像个职人，他精准操制作品的调质和内蕴，“它可以是有深度的，也可以是很通俗的；它可以是个教材，也可以是个打发时间的作品，但它绝对不是一个非常难度，追求高度艺术的作品。”

跨过忧郁深渊的界

小说家在作品和作品产出间隙里痛苦的过渡，对巴代来说几乎不存在，因为时间的余裕不站在他这边，“我的写作计划是非常庞大的，目前的规划大概是三十几本小说，我希望每一部作品都预留和下部作品或下下一部作品的连结，或是这部跟下一部有某种想法的延伸。这不意味着它会变得枯燥或形成一个模式，我每一部作品，处理不同的文学主题的时候，写作手法上都有所区隔；挑战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创作表达的局部修正，而不是一个大跨越的挑战。”

他身边不乏小说家同侪，因为大跨步坠入忧郁深渊，“如果你跨不过那个界，就失败了。或是你好不容易跨过了那个界，但你付出的心力和性灵的伤害，就忧郁了，失调了。有很多作家是这样。为了确保我能够持续稳定的写，我不会太大的跨步，我宁愿小步快跑，持续的前进、持续的改变、持续的挑战，往艺术深度去钻，也往某种通俗去展延。”

不怕深险火域，他担心的是念兹在兹的族群文化使命，“我想处理的问题太多，是别人还没处理过，也没办法去处理的问题。我的创作主要是环绕在我的民族，或其他隔壁的民族。在这个情况下，我需要足够的文化素养、比较老的灵魂，以及足够的书写能力，汉字的操作运用。我现在的年纪和状态，刚好又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不太可能放弃这些，去追求一个大跨越的挑战。”

旁人看来艰钜的出版频率，以及持续产出的品管和进步，其实对巴代而言，反倒舒然自在。一切没有旁人假想的难，“假定我们不以追求极度文学艺术的目标来做的话，我目前写小说的状态，其实是一个刚刚好的状态。”军校出身，军官背景，常人视为超然的纪律，他调度怡然，“我的身份，或是我的职业训练，对我的作品有没有影响？有，它在产出的过程，确保了我能够非常自律，维持一个高密度、高效率的创作。我可以很明确的预告，我明年要写什么，后年要写什么。”

巴代不当“极度的艺术家”，他想完成这个年纪和辈分该完成的民族使命，是以选择了纪律，确保写作生活的代谢良好，“我是具有实践性的小说作家。”

两性关系的平衡书写

巴代的作品里总有女性的烙影，从女王到女巫，从自身文化里汰洗出各种俪影，在小说里向世人展示各族女子的生命光闇。

凿开这条僻静的路（原住民女性的书写），他刻意为之，也不刻意为之。原住民文学对女性身影的凝视不多，卑南族是少有的母系社会，书写女性是巴代自小的族裔文化薰陶，也是个人选择。

“我在做某种程度的平衡书写，我的民族文化有很大程度给女人空间，也比较尊崇女性的角色，但女性的书写不是那么多，所以我想从民族文化出发，一方面平衡男性为主的书写，二方面去传达民族文化女性特别的成份。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篇幅和细节，钜细靡遗的去讲述女性，是希望在文学作品里，呈现你可以去想像的，卑南族女性的特质。这本来就是我的文化里头的一环，不太能分割，只是我比一般的作家更有意的这么做。”

说是不刻意为之，也因为自小既有平衡的异性观，“也许是我这个年纪的关系，卑南族的两性关系对我来说，一切都很自然。什么时候该面对女性、该怎么退让、什么时候该强势，都是非常自然的，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那是文化里自然就存在的。”

虽为卑南族，他其实熟知汉人文化，两性关系失衡是常态，自然深有所感。“一般的华人跟我们的男女关系是不一样的。像台湾，比较接近大陆的文化，男尊女卑非常明显，这在我第一篇小说里就想要陈述抗议，第一篇小说谈的就是汉人社会家里欺负小媳妇，然后所引发的故事。我们对于汉人男尊女卑的关系是鄙夷的。都是自己的家人，怎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看法？难道你媳妇娶进来以后她就不是你家人吗？欺负自己的家人，在我们看来是难以想像难以理解的，甚至难以接受。”

这样的鄙夷和不解，牵引他展示他的所知与观察，以及自身文化里的和谐，对照他族，引唤关注和讨论。

“我们面临的是现代社会，会有很多男女在各种场域的冲突，不管是职场的、家庭的，我谈的是男权女权的问题，可是我希望可以把卑南族的原形去做一个呈现。我理想的男女状况、男女位阶，应该是卑南族这种社会。但我不明讲，我只讲卑南族，是要告诉读者：你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们对女生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相对的野蛮。我藉由这些东西当背景，去谈某些议题，我写女性，以现代的角度、现代的视野、现代社会里忽略的东西，谈的是某种女权。”

他希望自己的笔能敲醒昏睡的议题，“我想去凸显这个问题，某方面是嘲讽，某方面是提醒现代社会现代的阅读和书写，他们某程度上必须多注意这问题。”

书写女性，谈女权，自然不是生硬的道德明训，他探照女性的幽微心路，全然不觉隔阂，“不管怎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时代，女性都有非常细微的东西，有些是大家非常熟识的，有些是大家不习惯理解的，我的小说不完全在谈文化上或社会体制上给她们的位阶，我谈的反而是比较细微的东西。

同一个女生，她有不同的情感选择和考量，比如《最后的女王》这样有权势的女生，她还有一些她想要追求的，女性适度的柔弱，不要那么刚强，她也很想享受女性身体的某种特权，我谈的反而是这样的东西。”

身为一个卑南人，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原住民既处边缘位置，历史伤痕也不少，但巴代不沉溺悲情腔调，自觉学生时代和职场上都和汉族同侪一样优秀，他心里静安，对于历史波澜，他先以史料待之，筛去杂质，萃取所需，再揉混在自己的小说里，至于历史与真实的分寸把握，因为目的明晰，所以拿捏得宜。

“我的创作基本上是先设定一个议题，之后再找相对的史料、传说，或跑田野调查，去做一个铺陈，我在做一个文学创作，并不是在做一个历史的考据。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更明晰的，有脉络的历史，让后代阅读我作品的卑南族年轻人，可以有个非常清晰的脉络，这是我的目的之一。”

以历史为作品的蓝幕，实则谈的也是他关注的各项课题，“以议题入小说，选择就非常容易了，我只要把我想表达的拉进来就可以了，有没有什么真伪的问题我也不用考虑了，除非我有新的看法，我会在小说里传达我跟历史学家不一样的看法，实际上我每一部小说都会有我对历史新的诠释。”

历史从不客观，小说自是创作者的观念递传，对于历史，巴代有太多想说的话：“我毕竟是个小说家，谈的是某种程度的我的观点，《最后的女王》谈的是母女关系，我的第一部小说和第二部小说，谈的是部落的生存，《白鹿之爱》的背景是荷兰人打台湾，谈的则是女性和男性情爱的对位关系。”

这些历史的梳理，自然也是为了必须为之的文化使命，“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适度的融入某些我们不太说的文化的状况。这些很少过传统生活的年轻人，他在过度现代化的生活中，还有机会回过头来看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像男女关系这一块。他会去思考，作为一个卑南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他的观点输送带是一条长长的庄稼地，小说家没日没夜的翻土耕作，留下脉络与记号，希望汉化、都会化的下一代，有一天能坐上回返的输送带，找到回家的路。

巴代简介

1962年生，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人（泰安村），台南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硕士，大学兼任讲师。写作之前为退役中校、教官。曾获原住民文学奖、金鼎奖最佳著作人奖、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等。著作有《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姜路》、《走过：一个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白鹿之爱》、《最后的女王》、《暗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