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午后。街上逛了许久，望去，转身处是一间常经过却从未踏足的店面。进去，向店员点一碗鱼丸面，找个位置坐下。面捧来的时候，翻翻钱包，我抬头。

“多少钱？”

店员说了个数目。我朝鱼丸面望望，心里掂量，觉得未免贵了些。不过，在这座城市（柔佛）生活，“未免太贵了吧”的感叹经常会发生，应该见惯不怪才对。只是我脑海中浮现另一个区域的另一间店面，那里的鱼丸面比这分量多，价格也更便宜，当下便起了“我大概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吧”的念头。

平日里我不是挑剔之人，更不会斤斤计较。尤其是钱方面的东西，总是糊里糊涂。针对一些物品，哪些地方价格较便宜，哪些地方价格较贵，即使是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也完全不清楚。只要我到过一个地方，觉得那里没什么大问题，便经常故地重游。无论是食物的，日常用品的，甚至是游玩的地点，一概如此，让朋友总给我冠上“深居简出”的名号。虽然对这个名号我有所保留，但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时代绝对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消费者。这一次，“我大概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吧”的念头却如此清晰，简直像弹簧公仔那般扑面而来。细想下去，原因或许是，自从开始自己一个人到外地生活，无法不对生活计较起来。

当身上的经济负担变得具体明确，处事“精明”一些，总是利大于弊的。对吧。

埋头吃面，不禁想起不久前遇见的一位老伯。老伯，是一位同事的外公。

一天，黄昏时分我望去，同事搀扶老伯在街上走着。上前，同事说是要带老伯吃晚餐，问我是否同行。我见往下也没什么要紧事，点头答应。回过头，老伯在一间店面站住，声若洪钟，朝店里问：“这里卖什么？”店员回答说卖果条仔。不料老伯接着问，而且问得详细得不得了。“果条仔分量多大？”“猪肠，以及其他配料分量有多少？”“一碗多少钱？”

显得有点慌张的店员指这指那，略略解释一番，老伯摇摇头，转身离开。我很好奇，便问原因。

“XXX卖的果条仔分量多得多，而且更便宜，不吃也罢！”

我看了看同事，他只是微笑，不作其他回答。

一个老伯的风景

老伯在隔壁鸡饭店停住。同样，饭的分量有多少，鸡的分量有多少，老伯都要知道。店员指指附近一座，要我们自己看。老伯凑过去，瞄瞄，再次摇头，叹口气就走了。离开时，说某某地方的鸡饭是他吃过最色香味俱全，而且价格最便宜的。我再次看看一旁的同事，他始终保持笑容，不说什么。接下来我们到各种店面，看过各种食物，炒粉，炒饭，料粉，咖喱粉，甚至点心店，蛋糕店，面包店也去了，老头总是可以举出一间更好吃更便宜的店名，并且准确说出在哪个地区哪条街。我刚到城市生活，对这些街道名字一点概念也没有，只有频频点头唯唯诺诺，假装认同。

于是走了好远，却始终什么也没进到肚子，因为就连7-11售卖的矿泉水也被老伯嫌贵，我只好退开一步，把解渴的念头打消了。最后，老伯累得气喘吁吁，只好在一间依旧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杂饭店坐下来。吃完后，同事陪老伯往来时路走回去。我则表示不再奉陪，目送老伯背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第二天上班，遇见同事，聊起昨天，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我外公口里的那些店全都已经不在了。”

老伯极度怀念过去。以前的食物好吃又便宜，而且许多朋友都还在世，每每总是结伴去吃，日子过得愉快无比。时过境迁，现在事物的价格在老伯眼里根本“贵得不合情理”。不只是食物，一切都是，房子、汽车、洗发精、衣服、手机、中药西药、灯泡、信封、牙刷牙膏等等等等。屋子里的日常用品没一件不被他嫌弃说贵的。许多人说他看不开，老古董，跟不上潮流，他大声吆喝，剧烈反驳。其实老伯品性温和，待人处事也是厚道有礼，只是一旦涉及钱这敏感话题，总是按捺不住，一吐为快。

老伯的记忆像电脑般如实记录了从前的一切，旧式电视机、西装店、喇叭头、瓶装可口可乐、大幅电影海报，还有日落时分街头响起，邓丽君的〈甜蜜蜜〉。他每天沉浸在如梦似幻的回忆里，和现实脱节，拒绝和现实妥协。“品尝遗失的美好的干涩，躲在回忆里的人，大概总是比较吃亏的。”同事感叹，“他们并非怀有恶意，没有针对任何人，更不是要抵抗什么。如果真有，他们要抵抗的也只有命运本身吧。那沙尘暴来袭似的，逃无可逃的命运。”

我陷入沉默。接着，眼前浮现陈凯歌电影《百花深处》里，那声音拔尖疯疯癫癫的老人，胸口一阵心酸涌起。老伯的往后余生大概会被脑海里的画面紧紧锁住，套住，被困在四面墙内，进出无法，动弹不得。我回忆目送老伯背影的画面。夕阳余晖里，驼背的脊椎，枯瘦的老人，执拗的性格。那画面和时代无关，那是仅仅属于老伯一个人的风景。但也正因为和时代无关，一股大片大片的，仿佛颈项上兀自生出，即将被割掉移除的脓包那般异质性的剥离感，也避无可避地携带着宛如沉寂在湖底静谧的悲哀，同时间应运而生。

吃完鱼丸面，我起身，准备离开。一个疑问陡然升起：在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是否还会记得这里？我回头看看：简单修饰的店面，播放画面但无声无息的电视，百无聊赖玩手机的老板，墙上的价格表，空荡无人的桌椅。

耸耸肩，我朝店员把钱付了，缓步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