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走上一四三号，就闻到Sugus糖紫色的甜味。

也许跟我面前那个小男孩有关，我不小心走到他与小姐姐之间了，完全被他们身上散发的果甜包围，一下子让人回到从前，贪婪地把Sugus糖塞到嘴里的日子。

现在想起来牙齿还隐隐感到那种甜腻导致的松动感，牙龈像被糖果剥开，甜到肉里面去了。

以前如果我太顽固，阿嬷会说我sugu，潮州话字尾通常不会有s的音，不知道跟Sugus糖有没有关系。Sugus糖真的很硬，可每次我们都要使劲咬，把它“脯”到扁扁像肉干才甘心。

以前看汤姆斯杯，新加坡第八波道请了中国名将韩健当球评，他们都叫韩健牛皮糖，说是很粘人很难打，可我们从来不懂什么是牛皮糖。我们小小的心中，那种很硬很难嚼的，就只有Sugus糖而已。

2

老爸说，我出生那时节，新山下了好几天大雨。我们本打算从彩虹花园搬到刚辟镇的柔佛再也，却因为豪雨成灾，把主要道路都淹没了，只好延迟几个月才搬家。

不过老爸老妈很少提到我出生那年发生的茅草行动————母语教育权的抗争总在种族政治的漩涡里，被搅得混浊不堪，枭雄崛起到处逮捕政敌；以及后来对岸新加坡如火如荼的讲华语运动。这些知识都是我后来为自己的人生附会的故事背景，我的后一九八七。

从小我只懂得应阿公阿嬷哦、好、要、嫑。我能理解阿嬷对我的溺爱，我仍能默念阿嬷几十年来从未变更的潮州话祷告词：祖公祖嬷保护，保护我人合家大小年头到年尾平安如意，好人斡旁，败人斡开，年头到年尾平安如意…………但我就是从来没有办法和阿嬷好好说几句话。

阿嬷活到九十岁仍健壮，每天早晚甩手臂，徒步十五分钟上巴刹买菜，拎着油条鸭翅膀或肉骨茶回来给我们当早餐，匆匆吃了东西，又躲到厨房里准备午餐。她讨厌鱼腥，却偏爱西刀鱼，煎得金黄腥香那种，特别惹苍蝇，尤其是下午大热天。阿嬷晚年，我总想告诉她，享享福别每天忙头忙尾，可我就是没办法用潮州话讲道理，得请老妈帮忙翻译，阿嬷总不置可否。不知道当时如果我亲口问她，她会怎么回答。

也许因为语言隔阂，我从小就没有听过阿嬷讲她的故事她的生命史，从没听过阿嬷谈阿公，阿嬷就只在我很小的时候（这要到弟弟在襁褓时我才确认阿嬷曾唱给我听）唱“唪呀唪，唪金公，金公做老爹，阿文阿武来担靴————”给我听，还有那些不准姐姐们碰，特地为我（姐姐们到现在还埋怨阿嬷重男轻女）煮的好吃的东西，那些矮矮胖胖的日子。

阿嬷是个谜，而我年少的好奇又不在阿嬷，在电脑，在黑暗物质充盈的dos宇宙虚空里，学习那些秘密银河指令，打开视窗，在《魔兽争霸》里输入it is a good day to die以得到永生，后来还学HTML编辑码装饰我的部落格，但就是不懂讲潮州话，老爸却买了一本《潮州话大字典》，尘封在书柜左下首位置。

关于阿嬷的记忆，全是画面，渐渐没有了声音，很亲密又虚妄得不知从何说起。

3

阿公过世那年我才九岁，对阿公的印象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满脸色斑，眉毛尾梢翘起来很像画里的道士。可能是隔代遗传的缘故，我左边眉毛有一根特粗特长，某天冲破眉角的平衡，才发现它的存在。我想要拔掉它，却抖落周边好几根短小细嫩的毛，唯它深根于我眼窝上方。拔它的时候，有一种痛，窜流过整张脸，要等好几秒钟才消散。自此改用剪刀，几个月剪一次，每次都会让我想起阿公。阿公从不修眉。

阿公过世那个早上，叫阿嬷泡了一杯热Milo，喝了回房再睡，就平静地走了。

那天家里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快就给我盼到堂哥来了，我们二话不说躲到房里玩电脑。我还记得那款游戏叫《Golden Axe》，不是金斧银斧的道德传说，而是维京人拿斧子砍怪兽，银色盔甲，金胡子，黄辫子，红披风，要用两三张floppy disk才够安装，那样一个电脑的白垩纪。

电玩中那小人生生死死多少回，竟没教会我什么叫死别，我是在丧礼结束好多天后，在班上给同学不经意一问，才荒唐地哭了出来，原来那张轮椅上散发着无比膏辛辣味道的老人不会再回来了。自那以后，我也就不再玩金斧头的游戏，也许这就是所谓成长。

我已经记不得我和阿公有过怎样的交谈，只记得他喜欢看潮州大戏，他弄不来播放机那些新颖器材，就嚷着阿麦（读bek。就是我。我的小名叫阿Bird，但老人家总有他们译音的方法），我就，哦，悻悻然给他弄录影带，卡带盒封面是个戴店小二帽子的白脸丑角。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好多回，以致于《王茂生进酒》到现在我还会唱几句：“一双狗眼，一双狗眼看人低————”，低字转了老久老长，背景音乐还突然出现几个女声合唱，才把门官老爷骂到臭头。

不转就没味道了。

4

老爸老妈从没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对公公婆婆叔伯姑婶讲潮州话，对我们姐妹兄弟却只讲华语。他们在坡底大巴刹长大的，那是潮州人大本营，可我们却从小在郊外岭，上华小读独中，生活里没有潮州话，反倒是校长特辟星期二为英语日，规定在校内各部门都得讲英语，但没有人理他，那不过是一行新闻标题，与内文毫无关系。

我们从小打开电视都是标准华语，新加坡土产的《雾锁南洋》，戏里闽南来的猪仔一上岸就讲华语，配合那个经典场景：运猪仔的大货船终于靠岸，甲板闸门被人从外面掀开，南洋猛烈的阳光刺入船舱，阴影处，黄文勇和群众演员们抬头张望，那道希望之光，能把人弄瞎的希望之光。还有《济公》《钟馗》《真命小和尚》。接着是一系列台湾片，琼瑶包青天，就连日剧动漫都是台湾配音版本，我的哆啦A梦，我的蜡笔小新。

我们的语音纯正性就是这样来的吧。北马收看国营电视台的朋友，看TVB看港剧，都讲一口流利广东话，还有联邦腔十足的州府华语，读大学的时候才发现半岛各地来的朋友口音都差好多，新山人追求正统的华语总被朋友揶揄：不要酱假好吗？

那天放工，从新加坡回到新山家里，正好姨妈来过夜，突然玩心来着要试试我的破潮州话，结果讲没几句，就参杂了广东话。全托陈奕迅的福。我记得大学时期，凡有陈奕迅新歌我都歌词底下注音慢慢练习，〈富士山下〉〈一丝不挂〉〈陀飞轮〉〈六月飞霜〉，就连歌词老多的〈浮夸〉也背得下来。有次到香港，乘德士，报了地点，以为很快抵达，没想到星期六晚碰上示威游行，车子堵在轩尼诗道。为化解尴尬，坐在副驾驶座的我试着用广东话同瘦削的中年司机师傅说话，问他“前头发生么事”，最近“香港点样”之类的俗套。他辟里啪啦说了好多，意思大致是香港如今天天示威，港人不开心，尤其年轻人，看不见未来。在语言政治上，他懂普通话，但就坚持不说。不过搞清楚我们来自马来西亚，加上我的广东话实在有限公司之后，他投降似的说起华语，变得温和有耐心，如今我已经遗忘谈话内容了，但他那广东腔极重的华语带给我无与伦比的温暖。我记得当时我窘得慌乱地在对答的句子中竭尽所能提取我库存里的全部广东词汇，想要尽全力也做个善良的人。

和姨妈谈到小时候我跟弟弟在老妈床上打擂台的旧事，那时弟弟不小心摔倒，额角磕到柜角，破了个大洞流血不止，给医生缝了几针。结果几天后我被严肃的舅舅拉到他房里训话，吓得不敢动弹，更不敢哭。我想用潮州话告诉姨妈，意外全因我比弟弟“大汉”，马上就被抓包，“你是讲福建话，潮州人讲‘大’，不讲‘大汉’。”我尴尬地回答，许是在新加坡工作久了，每次采访老爷爷老奶奶，哈拉哈拉，竟不自觉受到福建话影响。

“我知”，不是“我知影”。

有时不得不感慨，新山人不知不觉接受了新加坡的务实主义，早晚电视台开播结束各听一遍新加坡国歌，“mari kita rakyat Singapura sama-sama menuju bahagia”。在大部份新加坡人失去马来语文能力的当儿，新山人就连语音也被驯化。在狮城人城市化精英化大讲英语的时候，新山人被赋予某种新加坡的乡土性，成为新加坡讲华语运动最畸形的副产品。

儿时的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与阿公阿嬷沟通的能力。也许还算不上失去，而是不曾拥有过这样的能力。

5

我出生那年马哈迪借华教运动问题大肆逮捕华教界与反对阵营人士，加上五一三种族屠杀事件一次次被政客操弄回旋加深意义，华人很轻易就自我受害者化，慢慢有了奇怪的道德优越感，也渐渐远离其他族裔。

我曾经抱持这种受害者心态在作文课上写了一篇愤怒的文章，痛斥政府种族主义政策造成华人人才外流，结果老师判我不及格，派卷子时还刻意把文章压到最后，劝我统一考试绝对别写这些。我悲伤如一头战败的野马，回到座位，啊，这是自我审查，是自我迫害，感觉那天就连课室里的吊扇都郁郁寡欢，我热出一身汗。

许多年后，当我也到新加坡工作换取更优渥收入的时候，我才惊觉，政府承不承认统考文凭，那些攸关民族文化堂而皇之的调调，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钱，才是无所不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关键。

马儿逐水草而居。

还留在新山工作的朋友，还有那些刚结交的新加坡朋友，见面都会说：“一块钱换三块钱，拿去新山真是太好花了。”

“对呀，真的很好花。”我总是如此小孩闹脾气地回答。

6

独中毕业意味着我们自小就在一个隔离他者的环境长大。

新山是半岛第二大城市，华人多，但比例上还是马来人占绝大多数，另一个少数群体则是印度族，大选时所谓的混合选区，竞争最激烈，可是论述里总忽略了住在此地的曾经的海番、原住民、东马来的少数民族等等。

旅游书上一定会描述新山是个多元种族和谐共处充满文化活力的地方，但我的经验却是那么狭隘，那些叙述何其陌生。

初中班上只有一位马来同学，她的父亲想让她学中文所以她自小学就读华小了，后来她成为真正的三语人才，而她是我至今唯一的马来朋友。

南马的华校传统并不重视教育部的全国高考SPM，我们的马来文训练往往只是敷衍了事，校内考会话，老师给我们分组，每组呈献短剧，我们尽量靠背景音乐和简单的口白铺陈剧情，以搞笑娱乐同学为最崇高目的。教育部全国高考则是个人测验，我就在考官面前唱〈Sejahtera Malaysia〉，向国家问好，听说只要政治正确就能及格，加上我合唱团出身，而且这可是女神Siti Nurhaliza的经典爱国歌曲！成绩发下来，果然给我拿了个B3，比下有余。

工作后有了余裕，我开始在新山搭德士。小时候我们都不敢搭德士，那意味着坐上一个陌生大叔的车子，有好多可怕的传说，掳掠抢杀，其实主要是我们搭不起德士。现在我每次都试着和马来司机攀谈，谈政治谈新山物价高涨，这一类套路式的问答，很多时候想深入一点却找不到相应的词语，就连bahasa pasar都够不着，往往要借助英语，再不然就傻笑放弃，把原来塞在司机座与前座之间的身体悄悄放回后座椅背，蜷缩起来，避开望后镜里司机的视线。

马来语的能力，到最后仅仅是能够在妈妈档点餐的水平。可我们出外总还得秀一秀马来语，台湾朋友都爱问，你不是马来人哦？我就得仓皇地解释鸦片战争以降闽南沿海人民离巢远洋的故事。然后教他们几个马来单词，吃＝makan。妈干？对方诧异地看着我，真像粗话。

是吗？

妈。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