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杪到台湾度假，恰好碰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从镇长、乡长、里长、县市议员到市长，层层选举竞选名堂之多，让我这个外人看得有些错乱。前天恰好与来自台湾的教授餐叙，趁机讨教，才约略厘出一个轮廓。

不管是镇长、乡长或里长，从人民的角度，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在草根肩挑起排难解忧的职责。若从政治的广义角度来看，这些基层领袖是负起打江山、巩固江山的重任，先在基层打好稳固的基石，更上一层的领袖就有更好的政治筹码在手。层层的竞选机制，走的是无异于“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往好的方向，基层领袖采用竞选制，一则在民主精神下，让人民掌握多一张选票，二是比起政治委派，票选制可监督及鞭策民选代表执行选民的委托。若说基层领袖全面开打有什么坏处，大祗是消耗（浪费）公帑，而隔两三年即进行一次的选举，让选民的生活仿佛都围着政治团团转。

首相马哈迪已不是第一次公开表态反对进行地方选举，日前再重申其个人反对的立场，让一开始把恢复地方选举视为执政承诺之一的希盟成员党陷入尴尬，也让反对党藉机调侃是为“承诺不是圣经”的闹局又添加一篇章。有希盟的政治领袖为找下台阶，竟说这只是马哈迪个人意见，并非内阁的决定。也确实，目前这还不是内阁的决定，但马哈迪至少二度表态，已让人察觉未来想要复办地方选举，马哈迪的反对意见究竟会发挥多大的阻力？还真叫人好奇。

在野党如马华和人联党，伺机挞伐希盟看来又要再次食言，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批评希盟承诺再跳票，马哈迪以“可能分化城乡各族”作为反对地方议会选举的理由是荒谬。但看来不少人是表面上支持，骨子里不是反对到底，态度上也必是极为抗拒。

我与其中一个反对党的基层领袖就该否复办地方选举交流，这名基层领袖以“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回应我，并抬出了毛泽东的其一名言：“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民选议员会因害怕选民，不得不一切以民意为中心，辩解这是民选的坏处，而还给人民第三张选票的说法只是表面上看来起的好处。

砂拉越算是国内极少数早在62年前已落实地方议会选举制的地区。根据《回望人联30年》一书中记载，地方议会选举始于1956年宪制。当时，一个民选国会议员必须先在地方议会中选，再由此被推选为省谘询委议会议员，之后由此被选为国会议员。然而，当时落实的三层选举制也存在争议，其中一个因素是指国会议员肩挑过重的负担、相关人士无法执行多方面的任务，以及一个议员能在自己的选区关注到人民的利益，不一定是适合国会服务的人选，因为在国会中有关全国利益的问题与地方性的问题是相对的。

到了1961年，砂拉越政府颁布名为宪制进展白皮书，其中最重要内容是把选举权扩大至21岁以上的人士。白皮书当时保留逐层选举制度，但遭到人联党的反对，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这种制度非常繁复，且还存在上层的议员与选民远离的可能性。但不能否定的是，逐层选举制也间接听高人民的政治意识。

为何逐层选举制会无疾而终？1969年发生在马来亚的513事件使原在当年在砂拉越举行的州选举也受到展延，直到翌年4月再恢复州选举时，地方议会选举也无疾而终。有支持砂自治的砂拉越人对我说，这是当时大马政府的刻意停办，但这只是个人猜测，真伪难论断。

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当政治委任替代了民选，却滋养出市县议员未必是能者居之，或是挂名却未必真正走入基层服务的弊端，所谓“人民的代表”

不但是虚名，更是名不副实。在砂拉越还有甲必丹、本曼查、本固鲁，乃至号称为华社最高领导的天猛公，本质上是扮演官民桥梁的角色，但更多时候是沦为政党安抚三四线领袖的工具，大有分派政治糖果的意味。

恢复地方选举究竟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马哈迪的“分化城乡各族”是不能让人采信的藉口。更有砂拉越的在野党议员换个论调，施压砂拉越政府该做民主的火车头，动机何在，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