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有两篇文章让我读了颇有感触。

第一则是林沛理的〈赋能者变灭能者〉。

林写道，父母本应是子女的赋能者（enabler），但有时候父母过度为子女扫除障碍，却变成了子女的灭能者（disabler）。

他说，父母不应该过度给予子女保护，其实是常识。

这一点相信许多父母都明白和认同。包括我本身。只是天下父母心，总希望孩子能够在许多事务上一切顺利，特别是教育上。这是人之常情，但有时却保护过度，甚至做了一些越轨的事，一切就是为了子女。就像林沛理在文中提到的有父母不惜贿赂大学的老师和入学试监考员，目的是将孩子送进名牌大学。

父母总是想把孩子“隔离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不必经过风浪，就可以一路顺风扬帆到终点。你我身边总有这样的父母。

其实，父母可以给子女两样最重要的东西，是应变能力、应对技能（coping skills），以及正确的价值观。

写到这里，我的感触是，个人而言，为人父母必须要紧记这两点，把孩子教好，两大技能和价值观孩子掌握了，终身受用。

至于另一个层面的感触是，最近总是听到政府领袖高谈哪个民族比较勤劳、比较有钱、谁比较懒惰，谁又更勤劳，谁需要保护和扶持等等。另外，政府的顾问、专家学者等则提出各种方案和意见，促请政府不要一再给人拐杖，撤销保护措施，云云。

种族保护措施是过时的，往人身上贴标签更是错误的行为。当中弊端同样是常识。适当的辅助和扶植方式没问题，一旦过度甚至被滥用就后患无穷。这不是已经发生在眼前了吗？其负面影响所及的层面，就到了难以收拾的局面。说好了要改革的政府，却一再陷入这种无谓的议论旋涡中，令人徒呼无奈。

读到第二则由香港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所撰〈香港法治崩坏与学校教育〉，说的虽是香港，同样情况马来西亚也一再发生，可以做为借镜。

文章的主题是，校外不守法之风越吹，学校的守规遵法的教育自会越歪。冲击社会法治及学校校规的事件一再发生，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令人唏嘘、讶异的是带头人往往是那些有权制定法规，理应维护法治，以及必须以身作则的议员、校长和教授等等。

那些参与香港近年来发生的冲撞、暴动、非法占领等等事件者，却往往无需受到法律制裁，有者更可以因此获得保护伞，所得到的益处反而比守法、认真向学和负责任的学生来得好。何汉权说，这是香港法治的崩坏，也影响学生对校规的尊重。

回到我们这里，法治也一样被当作草芥。正常的人都知道，盗窃是一种罪行。不用搬出刑事法典，也无需拿出圣经十诫。道德上，盗取他人财物，已经是极大罪，在法规上，明明白白阐明盗窃者必被治罪。但是，有政治人物大言不惭，说盗窃如果没有被捉到，就不算一种罪行。这是什么歪论？政治人物是出于政治需要胡言乱语，绝不会想到这种无脑的话将会带给人们，尤其是学生们什么信息。盗窃没有被捉到就无所谓，同理凡事若要快速解决，给台底钱，没有被捉到也无所谓；若缺钱可以盗用公款，没有被发现，就尽管拿吧！Malu apa？学校道德教育和宗教课可以休矣！

政治人物另一经典说法是，骑摩哆没戴头盔，没有被警察拦截，也不是犯法。这个现象其实每天都发生在马来西亚。新村甘榜里大人小孩骑摩哆都鲜少戴头盔，连执照都可以免了，警察不执法，当然无罪。然而，拥有执照、车险、做好安全措施才上路，不仅是守法，也是对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负起责任，这是一个良好公民必须具备的意识。不能因为没有执法，就心存侥幸。

政治人物没有把心思放在加强国民公民意识和法治精神也罢了，反而用各种歪论来合理化本身的可耻行为，更变相鼓励国民跟随他的方式去做。社会改革和民主体系的进步，是不能光靠政治人物的，公民本身要紧守普世价值观，提升法治意识，国家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