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这是王梵志的〈翻着袜〉。王梵志的诗在唐朝和宋朝读者无数，黄庭坚对其诗情有独钟。他认为王梵志“翻着袜”的举动，可比美东汉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的故事。

茅容的故事能让读者加深对〈翻着袜〉的印象。《后汉书.卷六十八》说德高望重的名士郭泰到茅容家时，茅容杀鸡。客人误会了，鸡肉只是孝敬母亲，茅容只让客人吃青菜。客人知道后觉得惭愧，忍不住下拜。好的食物以父母为重，理所当然，也符合传统伦理。《孝经》说得清楚：“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谓之悖理。”只是一般人在意面子，重视外人看法，习惯倒反来做。

胡适在巴黎法国图书馆看到从敦煌莫高窟带回的《王梵志诗》三残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宋朝以后，很多人渐渐忘记王梵志，当然也不会注意〈翻着袜〉。清朝时期编的《全唐诗》，不收其诗。胡适为了推动白话文，要人知道文学革命的成功不是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写了《白话文学史》。写到唐朝的时候，王梵志是他第一个讨论的诗人。

胡适认为王梵志有不少诗值得推广。〈翻着袜〉让胡适爱不释手。1934年胡适开始每天一首诗的专栏。他选中的第一首诗，就是〈翻着袜〉。不过他始终没有解释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只说“‘乍可’是唐人常说的话，意思等于是今人说的‘宁可’。”又说“此诗不在敦煌卷子里”，能够流传，黄庭坚功不可没：“黄庭坚（山谷）最喜梵志此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有‘书梵志翻着袜诗’。”

这首诗浅白，王梵志说他把袜子翻过来穿，人们说这是错误的穿法。王梵志却反驳说：“宁可让你看着刺眼，也不能让我的脚不自在。”

衣物穿着的方式无奇不有，一般人不会翻着穿袜，却有人认为袜子里面有线头，翻穿更舒服，王梵志是其中之一。他依照本心，坚持不可因为别人异样眼光而改变习性。

王梵志以诗说禅，背离常规，追求个性解放。这种参禅方法并不是他一人独有，参禅不一定陈陈相因，也可以有“我的世界我做主”的气魄。

《五灯会元》卷十五“云门文偃禅师”条目下记有：“问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师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与其说禅宗倾向否定外在权威，不如说目的只在突出本心功能，一切从现实做起，由人而成佛。这点和王梵志随缘任性，尊重自我的精神互通。只不过王梵志简单文字的表白，增加禅笑浮生的趣味。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禅宗有一特点，将《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禅宗没有圣凡泾渭分明的现象，众生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只有悟与不悟之分。禅宗修行不讲形式，持诵的经咒和礼拜的佛像都是外物，可有可无。

《五灯会元》卷五“丹霞天然禅师”条目下所记一段故事，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何谓打破反自然的修禅方式。有一次在寺中无以御寒，丹霞劈了木制佛像烧火取暖。住持发现后大怒，丹霞回应说烧佛是为取舍利。住持更加生气：“木佛何有舍利？”丹霞反驳说：“既无舍利，不妨多烧两尊？”住持一时无言以对。比起丹霞，王梵志翻着袜当然不怎么惊世骇俗。

王梵志的生活状况本不为人知，幸得胡适做了考证。后来郑振铎、张锡厚等人又找到新的资料，王梵志于是有更多知音。他大概是隋末唐初人，本是富家子弟，隋末战乱，家道中衰，成了一贫如洗的人。他有五男二女，从其诗得知其子女不孝，逼得他只能沿门乞讨求存。为了精神上的安宁，最后皈依佛门，但他生性潇洒，不能严守佛门戒律，无法定心庙宇，只能四处化缘，居无定所，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其劝诫诗多是生活写照，当然这样的煎熬经历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

引发我细读王梵志诗，是因为曾经探讨过为何胡适爱抄〈翻着袜〉送人。胡适一生谨慎，生活检点，不敢我行我素。他在意生活小节，绝不穿反袜，但是他人的举动却让胡适会心一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抄诗可让心灵暂时解放。

我们这些后人享受前人心得，缘分来时也读禅诗，顺便挖掘作者事迹，分析相关思想的发展情况，以长知识。笔记做完后，一个平静的晚上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