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时任副首相马哈迪曾是制订马来土著优惠政策的急先锋。他当时以为通过牺牲华、印族权益，偏袒马来族的政策就能扶助他们努力向上，在学术、创建财富、职场等方面取得成功。40年后的今天，敦马虽没公开说政策失败，但经过检讨并目睹政府部门以及国营机构的马来高官肆无忌惮地靠贪腐累积财富，他最终归纳“失败”的主因是文化因素。

一百多年来，曾经影响整个世界政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把一个民族的经济落后说成是文化因素造成。马克思一生中只生活在欧洲，对欧洲以外的民族经济与文化特征所知甚少。由于他提倡的共产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19世纪末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迅速殖民化全球经济落后地区的时刻，因此简单化地称这个殖民化过程为经济剥削。

马克思死后约20年，另一个德国思想家韦伯于1906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肯定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并演变的过程中，新教伦理 (Protestant ethic) 精神与文化因素,即含有“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的新教思维，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心理推动力。韦伯从社会调查数据中，发现绝大多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受过大专培训的大企业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是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韦伯推崇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指的不是通过偷抢等暴力手段取得的财富，而是把靠个人或集团努力合法累积的财富，视为一种社会职责和能力的表现。

如果说新教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世俗物质生活，反过来说，曾经反对宗教改革的传统天主教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也说明了为何奉行新教的北美洲经济先进而奉行天主教的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层次差异巨大。从文化角度看，拉丁美洲带有西班牙与葡萄牙封建制度的残余，保留了大家族靠占有大片土地的剥削制度。在工业发展方面，拉美各国因为长时间抗拒现代化资本主义，又曾经在二战后40年间极度保护民族工业并抵制自由贸易思想,对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现代化造成了巨大损害。

的确，宗教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宗教教义决定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宗教能促进经济发展，譬如鼓励诚实、积蓄、冒险与理性思维等。马来人信奉的伊斯兰向其信徒灌输的致富理念包含以下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以自食其力为基础，努力工作，办事积极而反对态度消极、不劳而获。穷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应该通过学习进取、努力劳作。穆斯林获得财富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不论从事何种行业，没有贵贱之分。

第二，做生意要有诚信、遵守道德规范。伊斯兰肯定商业能促进社会经济繁荣、能改善人们的生活价值，但经商必须建立在公正、公平、诚实的基础之上，不可随意违约或毁约。伊斯兰商业道德包括反对贪婪、投机倒把，或靠垄断市场随意抬高物价。

第三，以合法取利和理财。伊斯兰认为放债取利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危害社会稳定和团结，但认可并保护通过经商等方式获取正当的利润行为，但把诈骗、贿赂和贪污取得的财富视为非法。对富裕者的要求是，他们要对贫困者承担赈济义务。伊斯兰还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卓越品德或崇高的社会地位，更不能用财富作为压迫或歧视他人的工具。

只要马来社会能从伊斯兰教义中吸取它的自由企业制度来实践操作，肯定能从中发扬光大，靠正当和合法的手段把自己引进富裕之道。但前提是这条道路必须清除种族主义，并将伊斯兰变得更具开放性与世俗社会更紧密联系，杜绝宗教极端主义。只要马来穆斯林怀有勤奋、责任心和认真学习的态度，并改变依赖特权的心理，充满自信的昂首阔步做人，准会有成功的一天。

最令人难于接受的是，穆斯林如果一方面荒废了在现实世界应尽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却要非穆斯林把他们在现实世界辛劳所得的物质报酬，通过政府任意的资源分配与税收制度，让他们无偿分享，说什么均分财富能促进种族间的社会和谐，这也是非常荒谬、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