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20年代，江沙马来贵族学院和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学院的成立，作为马来民族主义的起源，那么迄今它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这百年来，马来民族主义就像马来人的守护灵，被各流派的大术士争相召唤，来回应各种的时代挑战。

这个巨灵，性格多重，莽撞，冷静，多疑，稳重，暴戾，慈爱，高傲，谦卑，集千万矛盾于一身。说穿了，它并没有自己的个性，只不过是主人的精神延伸。谁操控了它，它就变成谁。

一开始，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它没有灵魂，虽然有点难以驾驭，还是会听从指令。但是，渐渐地，大家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各个大术士争相使出浑身解数，彼此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巨灵悄悄站到幕后，成为操控木偶戏的真正大师。

我们都觉得自己在操控着民族主义，但，其实是民族主义反过来操控了我们。这个特性，在近当代马来人身分政治论述中，尤其是“何谓马来人？”、“什么是马来人属性？”等一系列问题，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就从“何谓马来人？”这命题，来侧面地窥探这百年来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吧。

Melayu，今一般译作马来，在古代中国文献，也译作末罗游、末罗瑜、木剌由、巫来由、摩赖幼等。译法多变隐喻其意涵在历史中的万化。从原初指涉河流地域名称，到后来指长期定居马六甲、以马来语为第一语言、效忠苏丹的臣民，随后进一步因应局势而幻化出多种不同版本，尤其是20世纪中叶，马来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之际。

1946年，马来人群情激涌走上街头，反抗马来亚合邦（Malayan Union）计划，吓坏了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今天我们对这段马来亚合邦历史的兴趣，主要聚焦在由政治学者黄进发提出的“公民能否相异而平等？”命题，它涉及到国家定位、公民权益，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所遭遇的多元文化课题。但是，一般人可能较没注意到，这个课题能够在战后全面爆发，跟马来人的政治文化在当代变化有关。

在传统的马来人政治文化中，君主与宫廷是一切政经文教的中心。根据历史学者安东尼米勒（Anthony Milner）的《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所谓kerajaan（今解政府），指的是一种拥有王的状况。在这君权体制下，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不觉得自己是活在一个边界清楚的领土内，而是从属于一位君王的统治之下。在这里，老百姓不能干涉政治，那是统治阶层的特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财富是身分地位象征，也是政治权力来源。因此积累财富必须谨慎小心，否则会被君主视为竞争对手，惨遭打压。

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随着殖民地时代的到来，开始一砖一瓦地被人撬开，终于在二战后崩溃塌陷，在原址上又覆盖新的砖瓦。关于这点，另一位历史学者阿里芬（Ariffin Omar）在其著作《马来民族：民主与社群中的马来民族概念（1945-1950）》（Bangsa Melayu: Konsep Bangsa Melayu dalam Demokrasi dan Komuniti, 1945-1950）有详尽阐述。在过去，君主是至高无上的效忠对象，如今君民平起平坐，大家共同分享“马来人”这个身分。尽管州属认同仍相当强烈，但是半岛马来人政治文化已从过去的ke-RAJA-an（君权）转向ke-BANGSA-an（民族）。民族取代君主，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最高效忠对象，换言之，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背叛马来人，否则对岸印尼各马来君王的遭遇，就是他们的下场。

这个“马来人”，相对于对岸印尼，是个多元概念。在印尼，马来人、爪哇人、米南加保人是不同族群。在这里，它泛指居住在马来半岛、信奉伊斯兰的土著群体，包括马来人、米南加保人、武吉斯人等，但不包括华人、印度人这些“外来”移民。

反马来亚合邦最终催生巫统。这些人，大部分在一开始时并没有独立建国的壮志，他们只不过希望推翻马来亚合邦宪制，恢复战前的状况。但是，毫无疑问地，对他们来说，一个理想中的国家，绝对是不包括非马来人在内。即便日后由于冷战因素，不得不在建国上向英殖民妥协，接纳非马来人为公民，他们仍然希望在彼此之间，划清界限，区分主客，由此制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从这角度看，不难理解，何以独立时宪法上的扶弱条款，日后却被理解为实质权利，那是主客权利观的产物。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马来左翼在那个时代提出反论述。1947年《人民宪章》赋予“马来人”一个全新的意涵，它告别血缘主义，完全以政治文化为考量，任何人只要放弃原属国籍，效忠本邦，接受马来文，不需要皈依伊斯兰，就可获得“马来人”身分。

实际上，这个左翼版本的“马来人”论述，在过去并不是这个模样，它是政治挫败后的妥协产物。在战前，马来左翼论述中的“马来人”意指弩山达拉（nusantara）的原居民，他们世代共享一套语言文化，其伟大传统可追溯到室利佛逝、马六甲王朝的辉煌时期。然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弩山达拉山河变色，四分五裂，子民相见不相识。因此，要还我河山，就必须驱逐外人、反抗殖民，把这破裂的江山重新拼在一块，建立一个包括马来半岛、印尼等地在内的大马来人（Melayu Raya）民族国家。

这样的政治论述，上承19世纪菲律宾政治家黎刹、印尼共产党人陈马六甲等重要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就像大术士，念出神秘咒语，召唤民族主义的巨灵，给殖民主义迎面痛击。然而，由于战前马来半岛的旧政治文化观念仍然顽固，老百姓始终认为政治是统治阶层的特权，不愿犯下大不敬之罪，大术士法力再高强，也无法策动群众。

随着二战结束，印尼独立、革命战争爆发、英国重返马来亚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眼见大马来人理想无法落实，马来左翼才在1947年左右放弃原本的主张，与其他族群合作、妥协，重新界定“马来人”的边界，希望赢得各族人士支持。然而，这个版本的“马来人”，对不愿开放公民权的马来人来说太开放，对非马来人来说，又过于封闭。它的失败，是预料中事。

于是，一个相对狭隘的“马来人”定义，成为立国根基，写进宪法。随后又因应局势，创造土著（Bumiputera）概念，扩展到东马的原住民身上。为何不把半岛的做法在东马如法炮制，以“马来人”身分涵括东马原住民？背后的考量，恐怕脱离不了地方的政治、文化与历史等复杂因素，在此无法详述，表过不提。

从以上末罗游的奇幻旅程，我们发现它的边界（谁是，谁不是）充满弹性。在近当代政治史中，至少有三个版本，因着不同的政治局势而冒现。它的边界挪动，难道是民族主义者主观决定的？又或者如一些后殖民理论家，比如人类学者三苏（Shamsul A.B）所指，是殖民地知识所构造出来？还是说，它其实有着自己的心灵，会随着自己的意愿，踏着自己的舞步？

巨灵是否有自己的心灵，也许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巨灵的精神样貌，并非由个别人或群体所决定，而是竞赛下的结果。各不同流派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价值观，相互竞争，相互渗透、扩散、弥漫，形塑巨灵的性格。

“马来人”身分论述的边界，也是在竞赛过程中被建构出来，因此我们看到它因政治妥协与竞争，不断被调整。谁都无法主导结果，大家都被卷入这场竞争游戏，只能出尽法宝，博取巨灵欢心，期望它能为己所用。但是，这不过是巨灵使出的幻术，迷惑众生。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是奴隶。

而更大的幻术，是使在我们身上。我们常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其实我们都在赛局中，共同喂养着巨灵。

※ 配合“华教新路向”的提出，华教运动需要有新思维、新论述。有见于此，董总邀约本地知识界，针对新政局下的华教运动，撰写系列文章建言，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