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当社会组记者的时候，每篇报道无论多小，都会写上所有参与报道的记者名字，而记者们都异常在意有份参与的报道是否有放上自己的名字。仿佛所写的新闻稿是自己的一部分。

开始在星洲日报工作后，见到全国版大部分的新闻都没有记者署名，有些冲击，一篇篇的新闻好像没人认领的小孩。同事说，一般上独家或特别报道才会署名。但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一种动力来源，鞭策自己去书写、去挖掘独家报道。

署名有什么作用？我最直观的感受是会被读者认出，或是文章被熟人阅读。记得在新加坡报道新闻的时候，有朋友天天看报纸，每天都找到我写的新闻，从邻里冲突到野猪袭人的新闻，每次见面都要被诘问文中缺漏的细节：到底邻居为何发怒？到底野猪下场如何？

来到副刊工作之后，朋友还是每天看报纸，也看我写的文章，从娘惹鸡腿到香港社运的人物专访，不断地给意见、回馈。我渐渐感觉到，书写新闻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文字工作，我在为一群读者书写和报道，而这是一群有面孔、有思考、有批判能力的人。

或者说，我是在为这片土地上我所熟悉的亲人朋友们写作，告诉他们这片土地上值得被关注的故事。这也成了一种制约：我感觉到亲人朋友们的注视，一双双眼睛看着我是不是怠惰了，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信念，是不是花言巧语尽说些讨喜的话了？换句话说，我不是在一个真空状态写稿，而是在重重的社会关系中，针对社会议题书写。

因为有名字，才得以与我的读者建立一贯的关系。许多新闻平台的“小编”没有名字，所以得以隐形发言。隐形后，小编得以脱离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新身分。隐形的他或她没有制约，读者对他也没有记忆。所以，任何人丢掉了名字都可以成为“小黄编”，因为丢掉名字，我们剩下赤裸裸的欲望也不会对自己感到羞愧。

没有名字的人不会有立场和原则，因为不只是自己失忆，连读者也失忆——没有人会记得你过去说过什么，也没有人发现昨日的你和今日的你有多大的矛盾。对于没有名字的人，我们无从要求、无法规范，我们只能很笼统地要求某平台应该改进，却发现多年后没有半点进步。

曾经听一位记者同行分享，原本被上司要求翻译一篇新闻稿，但是她却把原文内没有交待的背景与脉络，自发地处理，加进文中。对于新闻室来说，这或许是“多余”的行为，上司没有要求，这人为何自讨苦吃？我认为这个“多余”的举动体现了一个记者将自己的文字视为自我思想与个性的延伸。那些新闻不只是赚钱的稿，更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没有来自外在的规范，我也得要求“我”的精进。

这仿佛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工厂里的工人，制作的商品不归属于他。新闻室里的记者，制作的新闻是属于自己的吗？我们要怎样把名字还给每一篇报道，不让新闻做无主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