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年代，是班主任看着报名表格时跟我说的：“广东省普宁县。”

这就是我的籍贯。父母都说籍贯就是我们的故乡。家乡在哪里？故乡在唐山，唐山在远方。

上了中学后从报章上才知道北方有个中国，就是父母亲口中的唐山。

地图上找到中国，中国很大。也找到马来半岛，就像一条小番薯，挂在一片叫亚洲大地的边陲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吧，中学时期，就已知晓中国大陆宽阔无比，也知道有个台湾小岛。知道大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也意识到台湾是在国民党的治理下。

这期间，也从同样讲着潮州话的长辈们那里，知晓普宁县内还有众多的小乡村和小乡镇。我父亲是涂坑乡人，我母亲是汤坑人。从字面的认知，我是两个坑洼里出来的人的孩子。应该是很接地气的人。

也从此，我知道我们家有两个故乡。

两个故乡在远方，在云端深处叫唐山也叫中国的远方。父母都出生的那两个小乡村，那两个村子里有我家的根，是我家的两个故乡，是我们的发源地。

他们也告诉我，我是在他们来到马来亚后在小镇大山脚出生的孩子。在大山脚镇上栳枳律的一间锌板屋里出生。中学时期，领了身分证，老师说我是马来亚公民。虽然学生报名表格的籍贯上是写着广东省普宁县，但身分证注册的是出生于（Bukit Mertajam）大山脚。大山脚是我的家乡，而且出生证与身分证，都没有任何华文书写的地名和姓名。

祖父祖母都在二十世纪初到过马来半岛的大山脚，赚了些钱置了产业，过后都回归家乡逝世，并且都埋葬于普宁县的涂坑乡某处山坡上。

父母在大山脚生活了半辈子，逝世后却也葬身于南洋这块土地。从父母的角度来审视，涂坑与汤坑是他们俩的故乡。他们在那山那水那土地上生活过，年少时代的血泪情怀都在那片土地滋长，只是后半生才在大山脚落地生根。

从我子孙的视角望来，在这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山脚，肯定是我的家乡，也是在我之后辈的故乡。

所以述说故乡，我是应该从广东省普宁县的涂坑和汤坑说起，并延展到马来西亚的大山脚。

涂坑

涂坑是我父亲的家乡。父亲出生成长于这个小乡村，几十年后却葬身于大山脚。

祖父母于二十世纪初就因逃避穷困而来了马来半岛的大山脚，过后还把两男一女都带过来，艰苦奋斗了一生，赚了一些金钱都汇回涂坑的家乡置业。年纪大了，都落叶归根地回到家乡终老，葬于涂坑。

父亲两兄弟立业于大山脚，却也存有落叶归根的意念，年轻前半段的出生子女都带回唐山，并在涂坑乡与汕头市都置有产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才断绝了衣锦荣归的梦想。二战结束后，父亲即把还逗留在涂坑的家人接到南洋。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与伯父留在家乡的子女都被划归地主阶级分子而备受打击，所有子弟都离乡逃难，以至如今，在故乡的涂坑村里，已没有我祖父这一房的后裔子孙。

所以，我回到故乡涂乡村时，已不能见到祖父这一支脉的堂表兄弟姐妹，祖父的后裔子弟都散布在马来西亚、香港与上海各地了。

祖父是曾祖的最小儿子，也是唯一离乡出走下南洋打拼的尾房。这一房的孩子过后在乡间被当地主子弟处置，流离失散，以至没有任何子孙遗留故乡。如今回首，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人间悲剧，也难以追溯或回忆了。

在跨度三十年间，我曾三次回到涂坑。除了第一次（一九九六年）回乡时见到一些远房的亲戚外，过后的两次，我都只是游移在涂坑的乡野与巷道旧屋墙群间，回避与任何亲属见面。

徜徉于乡村巷道间，环顾四下的生活环境，脑海里却一直在闪现着父辈亲友们叙述回忆的景象。那年代的生活是如何的艰难困苦，吃过树皮与草根的母亲还诉说过邻家孩童被山虎噬吃的情节，是我童年最常听到的故事。

二〇〇六年的五月，徘徊于涂坑乡间，是一个安详清新的下午，巷道上几个孩童悄声谈笑地背着书包回家，整个乡村沉浸在静谧里。村里除了几声路过的小型摩哆三轮车声外，就是屋厝内一些缝纫机在运转的声音。这小乡村的大部分人家都已是成衣厂的外包缝纫工作坊，整个乡村似乎都在奔向小康境界。

二〇一六年的四月，从普宁的流沙镇沿着几年前开发的普宁大道上奔驰，半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就能抵达涂坑乡。新的高速大道的建成，缩短了流沙镇与乡村的距离，而涂坑乡就在大道的边沿上。乡村前的埕场前，三座金碧辉煌的崭新家族大祠堂已建好，乡间的路段都不再是土尘飞扬的土道。

这里已不是当年祖父辈们离乡时偏僻穷困败落的乡土，这里生存着的人们眼眸里都滋长着小康之家的希望。

走在乡里的巷道上，我在脑海里想要营造的是，设若父母亲们回到现时的家乡，他们会怀揣着怎样的情怀，踯躅踌躇在乡野间。时光荏苒，几代人的时光都已流逝，海外归来的子孙，追溯与探究的，或者只能是对父辈们的追思与悼念了。

汤坑

高中时，我读过郭沫若的一篇杂文，说到一九二七年岁末时在汤坑乡附近发生过的一场战事，是当时国民党部队对共产党部队的追剿。那时好奇，就探问了我妈。

她说：“吓死人。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连夜跟家里大人们逃到山上，躲藏了好几天。那是红白战争，要杀人，男人要被拉去充军的大事。”

我妈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七年时，她不过十四岁。到了一九三七年时，她已是一女三男的母亲，可以推测，这战事后的几年，她就被嫁到七八华里外的涂坑乡了。

有段军史的记载，提到这场战事：“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共产党的起义军不战而进入潮州，二十四日也进占了汕头。

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已在潮汕北部抢占了揭阳、汤坑一带的阵地，一些部队也渡过韩江，绕到潮汕的背后。

九月二十六日，起义军的主力部队离开潮汕，向北迎击来敌。

二十七日，获悉在汤坑的敌军只有千余人，当即决定前往捕捉，加以歼灭。

二十八日，起义军开往汤坑。是日下午，与国民党部队的前锋部队相遇，发生战斗。国民部队不敌向汤坑退却，起义军追击十余里后汤坑附近宿营。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国共两军在汤坑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双方都杀红了眼，稻田里都堆着一层层的尸体。根据报导，这连续苦战了三昼夜的战斗，国民部队被歼三千多人，起义军也损耗二千多人。国民部队的增援部队又源源不断从后方涌来。九月三十日，起义军主动撤出战斗。

在汤坑战斗的同时，国民军的另一支部队乘机攻打留守潮汕的起义军。三十日黄昏，潮州弃守。十月一日凌晨，汕头陷落。

这支起义军就是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分支部队，辗转南方进行战略转移。”

在时间跨度三十年里，我曾三次到访汤坑乡，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体验。对母亲的故乡的情愫，我印象里，还是那个十几岁就远嫁涂坑时小女孩的背影，和白发苍苍回乡环首四顾时老妇人眼瞳里的沧桑。每一次，我都会想像，她怀揣着的，会是哪一种类的无奈与感慨。

第一次回到汤坑，是跟兄妹亲人一起。所以见到了舅父姨妈都不在了的表哥们，是亲情的聚集。

过后两次再去时，却是揣怀着母亲故乡能赋予的情怀去追思与悼念，寻觅着那一份七〇年前母亲离乡时惆怅与苦涩。在那乡村里唯一的大路，从头走到底，走得彻底穿透，似乎是在寻找着这些年来不曾在这里出现过的母亲的身影。当年她若不曾出海而是滞留在涂坑，我将会在哪里？

六〇年代中期，印象里，在母亲的主导下，有几次煎炸猪油装进铁桶，并将旧衣服及各类生活物质塞进木箱，邮轮托运下寄给她乡下的哥哥。我小学过后的第一篇文字书写，就是寄给母亲远方汤坑乡的胞兄。我是以母亲的身分书写批子（汇款时用的信笺）给她乡下的亲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