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达祖丁的《毫无意义的国庆日》，这几天是反复读了又读，每读一遍心情是五味杂陈。除了翻译的中文版本，身边好一些朋友向我要了英文版本，他们都说，这么一篇掷地有声的评论，必须广传。

我承认，我是带着极其矛盾的心情在广宣达祖丁的文章。我既期许非华裔读了达祖丁的沉重痛述，不敢说会有一丝愧疚，但至少能有所反思；然而，我又抱持战战兢兢的心态，达祖丁的这篇文或如手中被抛出的石子，会不会反倒激起更强烈的反弹？

“大马唯一的希望在沙巴和砂拉越……，如果我年轻30岁，我会把家人安置在其他国家或至少邻近的新加坡或沙巴还是砂拉越……”，细嚼这番话，脑海里浮现的是8月31日徒步经过古晋的闹区，没有迎风飘扬的辉煌条纹，市井小民的谈话吐露他们何其不屑庆祝，一句：“与我何干！”道出了内心的愤怒，也道尽了建国56年，有的是被冷落，权益被剥夺的压抑情绪。也纵使纠正再纠正，醒目但让人目光刺痛的“独立62年”，就像插在心坎无形匕首。但你的痛、你的累，谁在乎？

更让东马人难受的是，一家电视台在节目上搞出砂沙位置对调的乌龙事，同一家电视台当晚又发生误把哥打峇鲁“移”至沙巴的糗事，事后的道歉已是于事无补。一天出现两次错误的情况，在我读了达祖丁的文章后，更忍不住沉叹，如果东西马人民的隔阂无法消弥，倘若我们对彼此的认识依然是一知半解，又假设我们还得继续忍受政客用宗教和种族的课题来耍分离计，来临的9月16日，庆祝的意义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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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那栋据说已有200年历史的私邸大厅，聆听拿汀阿玛黄彭玉莲缓缓诉说国父东姑阿都阿拉曼生前与其夫婿拿督阿玛黄佛德交往的事迹。扣我心弦的并非当年上流社会名流之间交往的轶闻，而是东姑鲜为人知的真性情。

话说，有一次东姑在古晋和一群友好聚餐，在那间非清真餐厅，同桌的人望见侍应生捧着叫人垂涎欲滴的烧猪迎面而来，慌忙挥手示意把烧猪捧到另一张桌子。东姑目睹这一幕，没有悖然大怒，而是示意侍应生把烧猪摆下，对一桌子的人说道：“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一次，黄彭玉莲和夫婿到吉隆坡探望老朋友东姑，闲话家常时，旁人不知是有心，还是随口说说，竟献议黄氏夫妇改教，两人还来不及搭话，东姑已抢在他们面前义正严词代为拒绝：“没有这必要！”

我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也找到部分的篇幅提到东姑，这包括他的爱好之一是品尝红酒，这或许与他曾经长时间在英国生活有关。此外，东姑当年常来古晋，除了公务在身，热衷于赛马是促成他与古晋有段缘的其一因素。

那些年，东姑爱品尝红酒、喜欢看赛马都不会被当成一回事，即使当年他贵为国父，可他还是在朋友面前展现他最真的一面；但试问，若东姑是活在今天的马来西亚，那些年不算事的事，换作今时今日，早已掀起轩然大波了。

东姑当年没有宗教的顾忌，常点名要吃黄彭玉莲做的“白乌达”（otak putih），在六七十年代，人们想像中那该是民风保守的年代，但东姑当年的开明思想却在21世纪的今天，虽不至于绝迹，反被视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需要珍而惜之。守护多元文化的社会，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在国庆月冷淡的氛围中，我感叹的是，多元文化受到冲击，不同的声音也恐渐渐被一种声音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