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言路版专栏上，偶尔做做文章，针砭时弊，力陈己见“数落”希盟或国阵。友人担忧之情溢于言表，询问有关“文字狱”一事，说我如此直言，会否惹上牢狱之灾？回曰：“希盟当家，言论趋于自由，各家皆可大鸣大放，何惧之有？”，故自秦以还至明清各朝兴盛之文字狱，将不复见。

说实在的，希盟当家后，我等执笔撰文者，只要不涉及敏感的种族宗教课题、或侮辱君主、或恶意中伤诽谤朝上当官的，理当相安无事。如此一来“黑鞋白鞋”、“飞行车”、“爪夷文本书法”、“第三国产车”、“内阁改组理当去无存菁”等等，皆可有凭有据，予以调侃，权充执政者的诤言。所以每当文章见报，内心笃定，这与国阵执政时期写文章的心情大有不同；因为睿智的老马是靠山！

友人再问，1987年10月之“茅草行动”，政府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逮捕朝野政党领袖、华教、环保、社运、宗教人士；同时关闭《星报》、《星洲日报》等三家报馆，又是何人所为？那是32年前的陈年往事，是相对“年轻”时的敦马所为。但诚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言：“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孟子说了，时代不一样了，网络的发达，信息的快速流通，有点智能的人都知道，很多不恰当的事，“不可为就别为了”！

友人三问，资讯信息的流通，就意味着企业界的大小老板、当权的敦马或执政的大官们，就一定能从身旁左右听到“真话”吗？这可不一定。如果智慧不够，“话”只捡爱听的听，然后闭上双眼、捂起双耳，那么安徒生童话里“国王的新衣”的故事就会在现实世界中，一再上演，至少在我从事的顾问案的企业里，俯拾皆是。可不是吗？还有人说：“星洲日报存在的目标，就是打倒行动党！”；其实双方需要的是沟通的桥梁而非筑起高墙！

将心比心，我相信，敦马对坊间摇笔杆的，肯定不太喜欢。一个94岁的老人，日以继夜地忙于国事，却还得受这些儿孙辈的平头百姓们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一些情绪化反应在所难免，彼此何不淡然处之，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一把尺，懂得用自己的智慧去衡量。

友人四问，你们这些写文章的，难道真的唯恐天下不乱，好惹是生非？当然不是。谁都希望民族和睦、自由繁荣、国泰民安。但媒体的角色是行政、立法、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监督政府本是天职，所以不可能专挑执政者或其支持者爱听的话说。

一番问答，我深信疼惜我们的敦马，有宽宏的雅量和胸襟，容纳来自各方中肯的批评，若谁说不是，那是忤逆无道！

今天，这里就和各位分享一堂“骆宾王和武则天之间的文学历史”课。

骆宾王（公元626年至684年），初唐四杰，7岁时曾作“咏鹅”一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你我都必须熟悉，在近15万首的唐宋诗海中，应该可列名百大，所以骆宾王的才华，容易定调。

唐朝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罢黜刚登基的“唐中宗”李显，改立“唐睿宗”李旦为帝，并垂帘听政（临朝称制），摆明了要为自己未来称帝道途上铺路。

唐将领徐敬业死活不依，在扬州起兵讨伐，骆宾王支持徐造反，并执笔写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武则天）檄”。这篇声讨武则天的檄文只有短短五百多字，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

我上高中和大学时，先后都读过这篇文章，这回为了写稿而重温一遍。诚如后世评论家所言，文章一开篇就气势逼人，细数武则天罪状，直接把她摆上被告席，说他是亡国的祸根，所以徐敬业造反有理，文章十分有说服力。

史书有载，武则天阅读这篇声讨自己的檄文时，面带微笑，当成一篇好文章的细细品味。但当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白话翻译：前朝皇帝陵墓的黄土未干，成了孤儿的太子中宗又可托付给谁呢？）武则天大为惊叹，还怪宰相狄仁杰为什么没发现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疏失！

骆宾王“讨武曌檄”一文，确实把武则天骂得狗血淋头，但她不生气，反而欣赏他的才华。当一个人懂得惜才时，胸襟的高度就可以达到哪里！武则天未曾对骆宾王说：“你存在的目标，就是搞死我！”反倒是千方百计的想把骆宾王找出来，赋予重任。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掌握君权的女皇帝，并曾立国号“周”（公元690年至705年），虽然只有短短15年，但却得到极高评价。她“勤农桑，薄赋役、重吏治”，唐朝在她干政的几十年间，人口从380万户增加到615万户。期间也全面落实科举制度，用科举选拔人才，用人看本事而不看门第，进而推动唐朝文学的全面发展。

从对处理“讨武曌檄”文的态度，可以推断武则天因重才且纳谏，而得以将唐带向盛世。今天的执政党高官何不参考武则天的胸襟，把报上批评希盟者的文章，当成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