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亲友真的将不久于人世，你会愿意跟他坦承，还是隐瞒、逃避病情？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关键时刻很难做的决定，而不同的决定，也为家属留下不同的生命印记。“我和末期病人说，病情并不乐观，要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病人一听就哭了起来，正好其他家属进来，痛批我没人性，为什么要让他知道？难道，你要让他死得不明不白？”说话的是加护病房医生，生离死别看太多，让他不禁也询问家属：“你知道不让他好好利用‘余生’是很残忍的事吗？”他是不是有话想交代，有恩怨情仇想化解，这是最后机会，你们不愿给他吗？”

在急重症病房的生死只是瞬间，有人闯关成功，有人告别人世；但其中若有遗憾，仿佛死者并未真正离世，那牵挂的家属从此把他背在身上，一次次地诉说懊悔。“送走亲人的十多年后，差不多是六十多岁时吧，他们会开始后悔地回忆往事，为什么当初我们不跟他说，剩下的时日不多了，也许我们可以说出最后的话，可是当初只是跟他说：爸爸，你很快就会好起来，好起来我们带你出国玩……”

宣导《病人自主权利法》的社工师表示，病人是相当弱势的，因为他的权利会被医生与亲人家属介入与决定，于是，真的是“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们日常中的大小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稀疏平常，可是一旦成为病人，我们似乎就被决定了。要不要插管？要不要急救？而且全部的人都知道自己要死了，却只有自己不知道，这真的是自己要的结局吗？

无法逆转的命运

在《在还能爱的时候》这本书里，提到一段母子情节。单亲母亲辛苦养育独子，独子却在23岁罹患肝癌末期，这次是两方都想隐瞒，为的是不让对方担心、舍不得对方难过。母亲对癌症病房的心理师说：“我只有这个孩子，没有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心理师拜托你也不要跟小安说他的病情，我怕他知道了会担心。”

可是再大的盼望，也无法逆转命运，最后他在母亲节那天去世了。她主动对心理师说：“我常常在想，当初是不是没有隐瞒病情会比较好？因为这样我才比较有机会知道孩子的心愿及心声？”（《在还能爱的时候》江珈玮著）

台湾在今年正式施行《病人自主权利法》，其中的“病人自主”，代表着在医疗情境中，病人具优先的知情、选择与决定的权利。可是在更多民众了解并愿意接受的同时，有一个更高层次可以省思：我们到底如何面对与接受死亡，隐瞒末期病情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长期推动善终的陈秀丹医生说，“死亡，是为了让活着的人学会爱。”若把对生死告别的“恐惧”，用“爱”来替换，我们是否愿意共同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刻，能好好告别，不带遗憾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