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微亮，阳光未及渗透许多人的梦乡，杨老师已经梳洗更衣，给佛像和祖先点一盏香，文文的火星咬着檀香的尖开始盘旋吞噘，一天初始如斯，一生的光阴亦如此。她在佛前颂了一小段的经文和稍做晨早的冥思。什么时候出的静，大概就是在派报人挨家挨户送报纸的时候，那电单车声音靠近，卷好的报纸被抛落地，“噗”地一声，将她唤醒。这时候，厨房里插上电源的水也烧开了，她给自己煮了一杯黑咖啡，然后阅报。给自己煮咖啡是她退休前的习惯，都养了好多年了。每天早上悠闲的阅报，则是她退休后养成的。退休后她持续花一个十年调整她身体里的那个时钟和习惯。一个习惯用一个十年来养。若要她再换一个生活，再用一个十年，届时恐怕她的一双脚都已经可以伸直长眠。

所以当有人问她：你怎么不出国旅行啊？或，你怎么不到大城市跟儿子住啊？她但笑不语。

这么滋滋悠悠的生活，是多少人劳碌大半生追求的呀？别人大概担心她闲得发慌，或许是有人担心她独住这小镇，守着一个井口，这孤独蛙闷死在底下也没有人知道。殊不知，这镇就是她的家，电视机和报纸，就是她看天下的地方。

报纸翻到一半，一般上翻到了国际版之际，住宅邻近已经可以听见车子引擎启动的声音，这些车子，几乎都跟着主人，全个性化了，不同引擎启动的声音、不同的倒车声音、不同踩油门的声音，或近或远，各自扬长而去。她踩了双拖鞋，走进自己屋外的花园，跟她的胡姬花、富贵花、大红花和其他的花花草草打声招呼，给它们修修叶子，剪剪坏枝。儿子问她，要不要给她带只猫或带只狗？她马上摇手：不要，我不要将自己的时间捆在另一个生命上面。

年轻的翼望长辈能养些嗜好，于是鼓励他们养养花草，养养宠物，岂知这么一养，却又困住自己，哪儿也不能去。

养两个儿子，她已经花上几十年的生命了。教一班又一班的学生，又一个几十年。

优雅的变老，是她许多年前和老伴的愿望，可惜几年前，老伴因为骨痛热症走了，未及和她老来伴，实现这个愿望。她唯有一个人优雅的变老。

人虽老，但一些科技还是要学起来的。前阵子她新加坡工作的儿子将他如换季丢旧衣服般换出来的一部智能手机给了她，她开始学习和现在年轻人一样“擦镜子”，一开始，她会嫌自己的食指过胖，笨笨拙拙的，总会按到隔壁键上去，慢慢地学习，她也总算学会和大家一样，“踮”起手指优雅的指指点点。儿子又给他们家弄了一个群组——她，她在吉隆坡的儿子，和她在新加坡的儿子。三个人，有时候也挺闹的。

这个群组打从昨天起闹哄哄了一天，她两个儿子今天会回家。

平时一个人，她都是简便打点自己的三餐，但今天，她想热一热她家的灶头。

跟她的花花草草打声招呼过后，她大大的打开篱笆门，难得的将车子退出去。

这车子和她一样，几乎在退休状态。所以，她家车子的声音，跟别人家的大不同。扭动钥匙的时候总是吃力些。先是气管堵满浓痰那样的，咳了两声；好不容易气管通了，只是车子就喘得如一只苟且残存的大兽，远远地，就知道这兽年纪不小，百经路战。虽然现在车子也跟她一样，不走远，只在镇内来回跑跑。

她这车是第一代猪肝红色的国产车。

记得她丈夫将车子开进住宅区的时候，他架上了一个太阳眼镜，风风火火的，车子身上的红漆，特别的闪亮，邻居都探出头来观望。

如今车子身上像脱了大半鳞片，不复当年的威武神勇。这兽仿佛还患上关节炎，走每一步路都“咯啦格啦”作响，举步维艰，缓缓地驶出住宅区。这住宅区是这小镇建起，新村制度没落后建设起的，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不难发现住在这里的居民，不是从新村搬出来的，就是从外头移居进来的——好像她这一家，多年前丈夫被调来这里的银行当个小经理，于是她申请调到这里的小学执教。她和丈夫都不属于这里的人，好像是一堆味道强烈的利比丽卡咖啡豆，突然来了两粒阿拉比卡咖啡豆，样子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味道大不同。但这原生味道淡淡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最终也被同化了，成了一个味儿。

她和她的百年老兽在街角笨重的转了一个弯，驶进小镇的旧区，这两排双层老屋子是发展这小镇时，第一批建下的双层排屋，都是二战前的遗迹。两排，一排十二间。不多也不少，像一胎十二子肩并肩的靠拢一起，每一间屋子都持有一张字迹已经模糊无法辨认的出生纸，今人已无法追索这十二古楼以前是长个什么样。不知道底楼的生意是什么，楼上又住着什么人；也许许多居民曾在这里出生，但更多的都已经搬走了。人一走楼一空，好些空楼就这样被岁月给盘踞着，屋顶的洞口没人修补，于是越开越大，梁子露了出来，只有越加腐蚀。在这么一堆的败坏当中，充满生机的，倒是缠着墙而生的树，各个从当年的苗，如今都成了壮年。

人不来给老屋写日记，树就来了。

可是最近这里不懂什么原因，也许是谁在网上放的照片，还是播出什么节目，这两排老屋子被人关注了。不时会看见有些外地来的人（她终于也可以成为那个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不是外地来的本地人），大家来到这里，指指点点的，或钻进探险的，连提个手机拍照的，架势都严肃得仿如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老屋俨如出土文物。

经过旧区，就是二战后才开发的新区——如果刚才那条街是被打入冷宫，无子嗣的原配，这条街就是二奶三妾的欢盛世界，个个子孙满堂。她要去的菜市场，就在闹哄哄的新区这里。

过两天就是劳动节，跨着一个周末，成了一个连假，再过两天应该很多在外头工作或读书的年轻人回来，要探这热闹的温度，菜市就是一支温度计。她有点困难的兜了几圈，总算勉强的找到一个停车位——这年头车子越来越多，以前骑着电单车到菜市场的，如今都坐了车子，停车空间像不够装大锅粥的空碗。

她走进菜市，一路都有人呼唤她“杨老师”。不管大人或小朋友，甚至异族同胞，也这么“Cikgu Yeoh”的叫她。这小镇没有人叫她“安娣”，不管有没有到她的班上过课，或孩子有没有被她教过，甚至是她的学生也让孩子称呼她为“老师”。大家都知道她是当老师的，虽然她已不在老师的岗位上有十年了。

这小镇人口不多，如今更是一个“老人与小孩”之村。这里有两所小学（其中一所就是她任职的学校），一所中学，只是，出来的中学生毕业之后离开这小镇好像被吸走了那样，不复返，或只是将孩子交回来养自己就到大地方工作去。这小镇，也只有在投票日，或大日子的时候，这只有来回两条跑道的街才会显得拥挤些。

平日来说，热闹的地方，还是这个菜市场。因为，菜市场几乎是镇里的居民每天都会去的地方。几乎大家都会认识大家。虽说这菜市不大，但杨老师今天徘徊了好一阵，手上挽着的菜篮还是空的。她还想不到要煮些什么好。

“杨老师！”角落菜档的大婶拦着她。她微笑，顺便驻足在她菜档，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的菜。然而，怎样的一个人就经营怎样的一个菜档。这档的菜，坏的旧的叶子没去好，根还沾上一撮一撮的砂砾，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的就这样摆上脏脏的台面，凭客人挑选。这样子怎样见人啊？就算选美，也要先化个妆才见人吧？

她自觉那股埋在骨子里的批判和说教惯性，即使她已经不教书不说教很多年，又冒出皮肤细胞表面来了。

可她还没有开口，对方就用高八度扩音三倍的音量发声了：“哇杨老师你就好咯。现在新币对马币兑换率那么高，你那个新加坡工作的儿子不是赚到发达咯！”

杨老师一听她这么说，几乎是立刻的做决定离开这菜档。但她还是礼貌的微笑回答：“儿子能挣钱是他的努力他的本事，我们这些做老人家的，别管那么多。”

这位大婶没有提到她另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吉隆坡做工，油价难得锁定过路费又还没被取消，万价高涨。如果按照大婶的逻辑，她新加坡的儿子歌舞升平，那他吉隆坡的儿子不是活在悲惨世界？

走了一个圈，最后还是决定什么也不买的离开巴刹。

她启动她的车。老兽开到离菜市一段距离，一间专卖猪肉的店里。

“安娣，买什么肉？” 店员一口歪歪的粤语，热情地招呼杵在冷冻柜子前的她，她稍皱了一下眉头，望了望，不是她认识的，但她也依然姿态优雅的回以微笑，也不回应，只望着冷柜里，横的竖的，鸡血玉一样晶莹剔透的猪肉，燕瘦环肥。这档口的老板是她熟悉的，从猪肉档还能在菜市里有个摊子，跟其它的肉一起摆卖的时候，到被隔离成边缘的一个档口，尔后又搬了出来有了自己的一家，拥有空调的店面，她都光顾这家。最近老板请了几个尼泊尔籍外劳，他们叫她“安娣”——事实上他们管女人便叫安娣，但她就是有些不习惯，耳朵像是被挥了一拳。

她看了看今天的猪肉，猪蹄很肥美。她想做个猪脚醋，那是她的拿手好菜，但想想，她那在新加坡儿子曾嫌弃马来西亚的猪只打了荷尔蒙（这也不懂他听谁说的，有没有荷尔蒙，他还不是吃这些猪长大的嘛），而且很重猪臊味，没有他们在新加坡买到的德国猪那么好吃。她犹豫着当儿，就接到吉隆坡儿子发到群组里的短讯：“阿妈，我们今晚出去外面吃，我很想念林记，刚刚打电话订位了。”

啊，不需要我煮啊。她心想，但也只简单的回答：ok。悻悻然收起电话。但我的午餐也要吃啊。她随即想。算了，随便在家里旁边的菜园摘片菜叶下个面吃好了。

她跟老板打了一个招呼，就空手离开猪肉店。

在门口，有个人叫着她：“杨老师！”

是阿强，她的“专用”修车师傅。

“杨老师，你的车到时候service咯，虽然哩数还没有过五千，但已经有十个月咯。你得空拿来，让我帮你检查看看吧？”

“好啊，谢谢你啊。阿强。”她微笑点头。

这车子，还有住着的那间屋子，是她丈夫留给她的遗物。这些都是他们努力工作那些年，一点一点挣钱买下的。她一个女人，对车子的事情是不懂的，丈夫又不在了。还好遇到老实的修车师傅，不止替他们留下车子的零件，还会定期提醒她维修车子。让她根本不需要劳心。

不买菜不买肉，但水果是要买的。她想。

于是她又将车子开到邻近的水果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