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营运情况及发展不容乐观，近日首要媒体（Media Prima）再度刮起一股裁员之风。这些年，只要有报刊公司裁员、亏损甚或倒闭，就会有一大堆人争相欢呼拍掌，一致力捧“传统媒体穷途末路”的观点。他们认为，数字化是媒体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日后转型的必经之路和不二法则。

即以纸媒为例，近1年间，我国有4份报章先后停刊，敲响了传统媒体前景的警钟。去年12月，拥有122年历史的《马来邮报》停止出版报章，改成了经营网络新闻；今年2月，已出版94年之久的淡米尔文报章《Tamil Nesan》也跟着停刊。

直到近日，在马来西亚享有80年“老字号”的《马来西亚前锋报》与姐妹报《Kosmo》也相继停刊。对此，有不少学者大胆猜测在未来的5年，全球的纸媒或将随着时代发展的浪潮，而尽数消失。

无可否认，在现今讲求效率的新科技时代，通过报章获取资讯的习惯已成过去，这也意味着正步入黄昏的印刷业，充满了艰难与不确定性。就连曾把报业形容为“流淌着金子的河流”的美国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也说，纸媒这条河水终有一天会干涸。

然而，没有人应对报纸的死亡感到雀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纸媒的消失同时也预示着，传统媒体正逐步丧失其作为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第四权（Fourth Estate）的公共角色及公信力。

早在1994年，美国未来学家迈克尔·克莱顿就曾将报纸形容为“媒介恐龙”，寓意报纸的灭绝。此外，《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霍华德·库兹也声称报业正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然而最引人热议的，还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6年发表的《谁谋杀了报纸？》一文，掀起了各界讨论报纸存亡的热潮。

广告作为报纸主要的收入来源，如今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化，众多广告商的宣传阵地，也从报章上的分类专页，迅速地转移到即时、方便的网络上。另一方面，为了节约采访费用、编辑资源和行政开支，许多报章也从关注国家大事及社会议题，转向留意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关痛痒的趣事，甚至不惜通过煽动、色情、血腥等手段吸引读者，以开拓“新业务”。

法国经济学家朱莉娅·卡热在其《媒体的未来：数字时代的困境与重生》一书中，即以法国媒体为例，探讨了欧美国家的媒体所遭遇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并指出媒体运作的新模式，不应仅关注于纸媒的消亡，更不该寄望于数字付费的制度。她认为，未来媒体理想的运作方式，是打造一个非营利性的媒体组织，依靠读者、员工与众筹的新型融资方案操作，以避免媒体沦为一种牟利的工具，进而确保媒体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有能力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资讯。

尽管这套经营模式对马来西亚的媒体未必适用，然而在各家报章苦苦思索如何透过转型，为公司获取可持续性的收入来源之际，未尝不是一种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恰似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优胜劣汰，这套生物界的自然定律，在传媒变革的发展同样有其启示。

有道是：死的是纸，活的是报。任何媒介在面临时代的冲击和洗礼时，都会找到相应的的生存方式，并以新的形态与模式重塑其价值。因此，报纸作为一种传播载体，也难免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消逝，可其报道所体现的思想与观点，或许能像身为恐龙后代的繁多鸟类，在地球的生物进化史中脱颖而出，且在天空中找到本身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