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房慧真，前5分钟在“献礼”，送上几篇过往的副刊专题。513事件50周年祭、希望之谷麻风病院画展及回到边佳兰现场，这些都是副刊同仁与她交流时提到的内容，她感兴趣地提笔记录。

如此投其所好，其实是现学现卖房慧真教的小心机。她说，采访是上战场，要钻进受访者的心。而以交朋友的心态送些小礼物，是希望借友善开场让对方卸下心防，不会防御着。

她是台湾擅长写人物的记者，著有《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她也耕耘深度调查报导，和独立媒体《报导者》团队共著《烟囱之岛》，记录台湾石化工业发展历程与对土地的影响。只不过，今年9月，她已经离开新闻线，回归文学，回到作家的身分。

“我其实是在创作路上，突然被拉去当记者。”房慧真先是作家，著有散文集《单向街》、《小尘埃》和《河流》。就读台大中文博士班时半途出家当记者，2011年进入《壹周刊》，专写人物报导，4年后又加入《报导者》。一晃8年，她觉得累了，想回去经营荒废太久的文学创作。

不过她没把话说死，“也许之后可能用报导文学，或其他形式去记录、书写、田野调查、采访，但就不会呆在一个机构，希望有更多时间回头写散文、小说。”在她看来，记者经验对文学写作是加分的，因为文学写作也需观察和采访能力。当记者可以经历不同人生，像石化厂边的农夫，或者城市里的上班族，都对未来写作有帮助。

用文学吸引读者

分享记者经验的房慧真，隐藏不住作家的文学气息，谈吐如同她的文字，诱得人不打岔地听下去。访谈中她迸出许多比喻，例如采访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就是受访者非常幽暗的心理。她形容采访时的自己像是潜伏在密林里的花豹，在暗处盯着猎物；又在采访后马上找一个地方，像棋手复盘，回想每个问题，直觉地捕捉精彩之处。她分享每段采访经验，都把场景、情节、对白整理好，连带描绘细节，让听者投入画面，和她走一遭。

她也洗不掉博士生的学术习性，把采访当作小论文，不管是人物或专题报导，事前做大量功课，事后立马整理笔记。她坚持用手写下受访者的个人年表并对比当时的历史事件，每个受访者都有一本薄薄的专属笔记本，庞大一点的专题如“六轻”（台湾炼油厂，全名“第六套轻油裂解厂”），则有十几本。

她还有一丝正义，特别不能看到弱者被欺凌，这与她不快乐、被压迫的成长经验有关。她对社会议题敏感，早在当记者前，就曾参与“乐生疗养院旧院保留抗争运动”。但她并不想成为太正义的记者，她相信事情不是正邪对立，黑白可以完全反转，间中的灰色地带，要在文学里头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文学是房慧真在新闻线上的重要武器，用文学把读者引进来；学术则是内功，整理出背后深入、沉重的社会议题。早期书写人物报导时，她常常“偷渡”议题，不想再偷渡，是因为一次采访经验。《壹周刊》有个栏目叫“坦白讲”，只有六七百字，以第一人称写小人物故事。有次她采访台湾苗栗一家恶性倒闭的纺织厂，员工很殷勤地带她和摄影记者拍摄，可是那些资料根本塞不进短小的报导里，他们只能配合着聆听，不愿泼他冷水。

于是她想做更完整的专题，让社会看到结构之恶。加入《报导者》后，她写过消防员殉职、水泥厂与原住民之争，还有台湾石化产业等议题，都紧扣个人、社区、环境、政策、体制，务必希望读者了解环环相扣的结构问题。

速度与深度的挣扎

在新闻求快的网络时代，记者往往陷入速度与深度的挣扎。这方面，房慧真倒是很感谢《报导者》给予的时间，有些课题需赶在一两周内完成，庞大如“六轻”专题，则有半年时间细嚼慢咽。“我必须要说，我很幸运，并不是每个第一线的记者有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她同理各种媒体的作业方式带给记者的限制，日常新闻记者往往没有心力延伸报导，那就交由其他形式的媒体来接力。2015年台湾桃园市新屋区发生违章建筑大火，6名消防员殉职，一年后她做了“新屋大火周年系列”。她很感激事发时第一时间前去现场的《苹果日报》记者，找到了幸存的消防员，留下关键线索。她认为新闻记者在现场当下的专业反应，还是该获得应有的尊重。

说回耗时半年经营的“六轻”专题，房慧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资料，如写论文做文献回顾。她始终觉得记者必须要亲自研究，采访时才有判读能力，但无可否认，过程非常痛苦。

“我记得是个蛮炎热的夏天，在台南成功大学，校园很美，有很多老榕树，但是那天让我跟同事非常痛苦。”她又发挥了叙事本色，娓娓说道。“那天我们采访了3位环工系教授，采访的内容其实都非常专业，可是记者没办法跟受访者说，‘我是文组的，其实你讲的我搞不懂耶’，你必须还是要拿很专业的东西去问他。”

做环境报导，记者就得化身翻译者，狂读资料提问，受访者也会因记者做了功课，不必什么事都从头解释。当然，房慧真受过的学术训练也派上用场。在“六轻”专题中，比较两方学者的研究，她就轻易发现亲财团的研究相对松散，时间较短，另一边的研究时间较长。

做到最好，就能找到对的读者

房慧真的另一个采访要素是“现场”，用眼睛去观察现场的种种。她觉得眼睛是相对中性、诚实的镜头，一旦进入现场，尽量不带情绪，冷静地如实记录。

冷静不代表没有同理心，而是呈现事实真相胜于过多同情。采访新屋大火的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时，她想既然问什么对方都得把结痂的伤口重新揭开，那就别去设定会让对方受伤，别因同情导致一些问题问不出口。她写下〈那一夜，从地狱回来报信的人〉，细写幸存消防员还原的灾难现场。报导刊出后，相关的桃园消防署也做出回应。其中一名殉职消防员的妈妈对她说，“房小姐，谢谢你没有同情我。”

处理灾难新闻，媒体常为点阅率或收视率去捕捉具有戏剧煽动效果画面。房慧真明白那种哭花脸，或者声嘶力竭吼叫的画面容易召唤大量同情，但她更认为这种同情很廉价，事情很快彻底被遗忘。

她也相信网络点击率不能反映所有读者取向，她用最擅长的文学方式，去争取还看文字的人，引进来看重要的议题。〈那一夜，从地狱回来报信的人〉刊出后，她收到一位国小公民老师来信，附上厚厚一叠的学生作品。那位老师把六七千字的作品影印出来发给学生，导读后带他们参访附近的消防局。学生后来画消防车，写下殉职消防员的名字和想对他们说的话。房慧真知道，小朋友把报导读进去了，家属得知后也很感动。

“尽量做到最好，其实就能找到对的读者。”比起这分钟看完，下分钟就忘了的读者，房慧真认为更重要的是读者把报导里头的讯息读进去，那就像种子埋在心中，他会一直改变下去。“这种读者不需要多，可能10个、100个就够了。”

作品，是我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

同样是写作，文学创作与报导文学得到的读者回响、反应大不同。房慧真感受到，文学读者与自己类似，多是喜好文艺的一群人；报导文学的读者则多元多样，从都市到乡村，横跨不同年龄层，过程是互动的。

今年4月出版的《烟囱之岛》，书中所述的石化厂周围居民团购了二三十本。“他们是农夫、工人，教育程度可能不会太高，但这本书是被他们需要的。”房慧真很感动，书写其实可以打破阶级，不是写给白领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罢了。

原以为得到这样的回馈会很有满足感，但房慧真再三说明，是感动。她甚至不把作品当成自己的，而是与受访者共同完成。她仍和一些受访者保持联系，也许缘分使然，更大原因是被他们的生命力所震撼。她又举了一个受访者为例，“他眉毛浓密，嗓门非常大，台塑的人要去收买他们，他就像雷公那样把他们轰出去！”

她自认是都市中被驯化的人，连上司不合理的要求都不敢抵抗，只敢阳奉阴违。“我好羡慕那种生命力，仿佛也帮我注入了能量。”像房慧真那样的记者，与受访者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