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风暴引起的全球躁动已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从遥远的美国、英国、奥地利、智利、伊朗到最近的日本、台湾、香港，乃至大马都无一幸免于难，即便党国体制的中国也利用排他性的民粹主义作为动员的思想论述。而这股民粹缘起大众对社会分配不均的不满，于全球化、经济萎缩、气候变迁的加持导致问题更加难解。笔者便尝试以后物质主义、媒介化和本土化三个面向解析。

英国社会学家英格赫在1971年写过一本名为《宁静革命》的书，提出后物质主义的概念，亦即伴随生活条件改变，民众不再追逐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朝向非物质的精神解脱。进入21世纪，全球化带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上升，大众追求的不再是物质生活，而是对同性社群、环境维护、民主制度、天赋人权、言论解放的论争。加之，新世代认为社会分配机制不公是物质享受不富足的祸首，当人们发现无法通过周而复始的正当途径实现目标后，便走向诉诸暴力的路线，发起群众性抗争撼动体制。香港反送中修例运动，除了五大诉求和反中情绪，新世代对1%地产商长期剥削下的社会怨气也是催使整个运动延烧至今的远因。

媒介化理论最早由北欧传播学派提倡，后来延伸为政治媒介化。该理论认为随著传播科技、全球化、民主化和商业化，政治被媒体逻辑绑架，政客以为作秀比政绩还重要，不择手段争取媒体报导，严肃的议题被牟利的媒体产制成娱乐、风趣和简洁的内容。显然这在台湾尤为盛行，除了名嘴治国和假民调，近两年风行的韩流成为热门话题，国民党的韩国瑜寄望激化社会情绪以集中对民进党的否决票绊倒蔡英文，然政争被高度营利的台湾媒体过滤、简化、广传、轰炸，低质新闻矮化人民智商，让政客更容易地操控民愤，致使亚洲民主灯塔频临可怕的民粹之岛。

从美国开始的全球化，世界各地却未能因此得到真正的福祉回馈，故从最初质疑美国的阴谋论演变对民主自由的抨击，反全球化的本土化浪潮因而升起。纳吉用尽接地气的字句在脸书批判希盟，身著便服骑著机车于田间小道奔驰的照片被疯传，其去政治化的草根形象在马来社会博得广大共鸣。此种土炒作恰好对应马来社会对后509的焦虑不安，吹起属于大马的民粹暴风—我的老板，间接加速了马来政治向右靠的脚步—巫伊合作，包容、多元、民主、中庸等全球化元素被抛之脑后，马来西亚正处于本土化极右政治与世俗化多元政治间的搏斗厮杀。

不管否认，2019年乃民粹狂嘘之年，就如众多学者所言这股世界性人祸将在2020年进一步深化，唯有在全球携手努力，加紧国际间互动，掏出诚意贯彻经济落差和环境公害到生活条件的悬殊，缓和人类的焦躁不安你我开始，如此才能逐步地消解一连串的社会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