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星洲日报》2013年3月22日国际版刊登的新闻“最爱说谎国家．日本亚洲居首”，挑起我记忆，随喜与大家分享一点我有关日本的经历。

我第一趟自费游学日本3年，1972年5月回马。1976年4月至1977年4月，在国际人物交流项目下（Professional Fellowship），我以专职艺术家受邀第二次游学日本，当时跨领域研究是“比较艺术研究：染色”，我自选一所大学和一所研究所作为工程基地。我中国出生大马国籍，研究成果当然没有义务与日本份享，回马之前没忘提醒日本，有钱不要忘记对亚洲当代艺术作些贡献。之后日本美术家联盟会长Mr.Terada与画家川崎铃彦在1978年来马访问。

1979年，泰国好友Silpakorn大学的Damrong Wong-Uparaj教授邀我帮助协调日本福冈市美术馆第一届亚州美术展；义不容辞，促成马来西亚参展。当时我推荐艺术讲师／画家莫哈末毕雅达沙（Mohamad Redza Piyadasa）为大马的策展人，共有19位艺术家包括我参展。然而，这策展人在该展的画册里共介绍18位艺术家的作品，只字不提李健省。

毕雅达沙是马哈迪时代的活跃人物，享受马日官场便利书写“艺术史”，其中也包括2002年的《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of Malaysia》和1983年与他人合着的《Modernartists of Malaysia》。日后曾替福冈市美术馆工作多年。

话说回来。1984年某日，事关日本福冈市美术馆所策划的第二届亚洲美术展（2nd Asian Art Show/Fukuoka Art Museum/2nd Nov-1st Dec1985）之马来西亚的代表人选，国家画廊馆长赛阿末佳马尔（Dato Syed Ahmad Jamal）来电告知参展画家清一色由玛拉工艺学院（现在的UiTM）的讲师们代表。为进一步了解，我以专职艺术创作者的立场建议讨论这课题，接着和两位玛拉艺术讲师与馆长在国家画廊集会。

“在我国现况，我认为由单一学术机构的教职员代表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参展是不恰当的。是否能重新考虑？难道在艺术领域里我们没有自主的权利？”我置疑日本选代表的标准用心。

“Tuan Syed（馆长的简称），这是日本福冈市美术馆的意愿，我想这问题不用重新考虑”，有人出乎我意料，强烈支持日本的行动。馆长沉默无言。

日本传统认同“马来主权论”行事，对民间文化交流多数情况是权宜之计的“公关”。

1987年，当筹办第三届亚洲美术展期间，时任馆长赛阿末佳马尔安排官员／画家Sharifah Fatimah带领福冈市美术馆代表团到我画室访问（见《星洲日报》1987-02-07），当时我再次向福冈代表团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偏狭的种族主义必须与策展分开。

不久后，我与日本福冈市美术馆和Japan Foundation断绝联系，专注创作。

巨变的亚洲当今，有霸权假借“学会”、“文化活动”等等牵制着各当地“代理人”策展／撰著／篡改和榨取艺术创意情报为主导国的新生代积累文化资源；之间国内也有人呼应，在网上以讹传讹，哗众取宠。

希望那一小撮心怀叵测人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