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大选的鲜花业已散尽，首相交棒的尘埃却尚未落定。17个月过去了，两年的交棒之约眼见进入倒计时，而首相大位的交接仍然一直扑朔迷离。公正党党派分裂在两派的隔空交战中，更加剧了大位交接的不确定性。

马哈迪与安华的个人恩怨成为上个世纪末的国家记忆，正副首相的决裂不单是老马对属下政治野心的打击，更是强势领袖对理念分歧的粗暴解决。21世纪初，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公平民主”跨族群政治理念以“拯救安华”为寄托逐渐萌芽，随之而来的“烈火莫熄”催生了跨越族群的政治运动，成就了今日“蓝眼”的中坚力量。

509前，马哈迪与安华在“打倒纳吉”的大旗下一笑泯恩仇，推翻盘根错节的巫统成为二人握手言和的主要动因，政治分歧与个人恩仇自然成为次要矛盾。

然而，“维护土著权力”的族群政治诉求与“公平民主自由”的跨族群政治理念有本质上的差别，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分歧不只是私人恩怨，而是两种政治信仰的对立。两种政治理念的对立在巫统分崩离析之后重新浮出水面，希盟政府在一系列种族问题上前后矛盾即是最好的说明。

威权的民族主义很难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找到共鸣，马哈迪不会认同“烈火莫熄”的政治诉求。毕竟20年前那场“烈火”恰恰针对的是自己的蛮横专制，如今又怎能让“烈火莫熄”的改革承诺断送自己的政治遗产？更何况，未曾体味过含冤入狱的强势政治精英又怎会懂得“公平正义”的崇高与意义？

因此，马哈迪与安华的交棒不只是行政权力上的交接，更是两种政治理念的过渡。导致交棒难产的不仅是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作祟，真正领航这场权力游戏的恰恰是手握选票的普通选民。

民主政治中，权力终究是数字的游戏。如今的安华可能学会了“忍耐”，而今时今日的候任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忍气吞声”，多半源于支撑自己政治梦想的城镇中产阶级仍在数量上敌不过广泛分布在园丘、甘榜中的巫裔保守大多数，这成为今日希盟不敢铤而走险、果断完成交棒的重要原因。

如果安华想在这场拉锯战中占得上风，只有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水平来唤起整个马来民族平权的政治觉醒，也只有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崛起壮大才能从根本上为安华护航，促成希盟改革议程的最终实现。

古时作战需天时、地利、人和。安华的窘迫在于，他缺少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层支撑他公平正义的改革梦想，也没有一个同心同德的战略同盟稳住大多数马来族群的基本盘，同时还要不断安抚愈演愈烈的派系斗争。

在这种内部涣散的情况下，希盟却仍需面对在野联盟的外部威胁，一个对种族议程驾轻就熟的巫伊联盟已然兵临城下，内外交困。在近期预科班固打制、扎基尔事件、爪夷文课程等议题的处理方式上，希盟内部各自表述，让人困惑，体现出大兵压境前的手足无措。若希盟对这些敏感事件处理不当，势必会造成巫裔选票的进一步流失，更加导致了交棒计划的再一次延迟，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政客和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客关心政权安全，政治家着眼国家未来。如今，改善经济可能成为能够团结全国的重要政治议程，希盟领导层应当从长计议，以推动国家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规划希盟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制度改革和优化教育体制上着手，从根本上弥合族群间观念分歧，缩小种族间的收入差距，只有如此才能打造全民的马来西亚，完成国家经济和政治全面转型。

当然，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涵养过程，但却对国家长远发展有所脾益。倘若希盟无法短时间在自己不擅长的种族课题上占据上风，就算在下届大选中输掉政权，那又如何？大不了5年之后卷土重来，届时日益摘下种族眼镜的选民应当具有了分辨的眼光，那时的他们需要一个拥有坚定意志、格局宏大的成熟政府，而不是一个在种族政治斗争中斗志涣散、束手无策的稚嫩希盟。

如果希盟没有这种魄力和眼光，随着巫伊的种族论调起舞，恰恰中了在野联盟族群政治的圈套，辜负的终是选民的托付，也错失打造全民大马的大好时机。改革的路途中避免不了曲折的艰辛，有时也摆脱不了妥协和让步的命运。建设新马来西亚的道路需要坚定勇敢、在曲折中前进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只顾政治安危且在交棒计划上都拖泥带水的政客。

遵守承诺，兑现竞选宣言，不仅反映了政治领袖的个人操守及高贵的品质，也是对支持希盟选民的尊重。倘若在首相大位的交接过程中节外生枝，不仅会造成希盟内部和社会的又一次撕裂，更会使新马来西亚的民主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