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财经论坛上，从1997亚洲金融风暴后即有所谓的“最后一名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之说，主要是在描述许多亚洲政府及出口业界固定思维反应模式：一旦国际需求降低或生产供给过剩，使得出口竞争趋于尖锐；或内部经济出现困难而需要找到突破点，皆二话不说立刻想到贬值这最容易的手段。

一旦将竞争力窄化到只剩汇价差异，大家就会在汇率低估或高估上做文章，不愿被别国赚便宜，这就是竞贬之局，比来比去就变成了“最后一名的竞赛”。

在经济情势严峻的时刻，由于贬值手段最容易，而且有出口商的“商粹主义”支持，它会让人觉得似乎不无道理。但经济不是只有出口而已。贬值在以为可以得到出口利益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其他可能的代价；如它会增加进口成本，若某些进口项目为民生关键，就会引发“进口驱动的物价上涨”，从而挫折了内部消费；如果政府或公司有以外币计价的债务，那么债务成本就会增加；启动贬值，在目前的经济秩序上，会被认为是自私的经济“麻烦制造者”，造成国家形象受伤，甚至招致非议与抵制；贬值会整个降低了以国际货币计价的国家经济规模，甚或大退步；贬值在资本市场上会被认为是“不友善”的行为，降低投资意愿。

以上所述，都已是老生常谈。因此贬值说说可以，但不宜轻启。在有些情况下，它未见其利，可能就已先见其弊。

由贬值刺激出口这种思维模式，就必须提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在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上的一个重大瓶颈，即从战后以来，以出口带动成长的模式就已根深蒂固，因此拚成长就得拚出口，这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模式。过去10年里，亚洲出口在GDP里所占比重由37%已增加到平均47%；而相对的，则是消费所占比例在20年里由58%降到47%。这是一种极不均衡的经济状态：过度强调出口，疏忽了内需量与质的提升。

其次，则是这种以出口为主的单向思维，近年来已集中在资本密集、以全球市占率为利基的电子产业。这种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极低，在衰退时代，风险弹性也小。把精力全集中在这种产业，亚洲产业里有高度工艺含量、高度服务品质含量、高度创意含量的部门遂全部低度发展。

今天，全球需求锐减及资本密集产业供给过剩，那些资本密集公司一季亏损随随便便都是几百个亿，而其他产业的低度发展也使得薪资所得在高低之间差距极大，由薪资的Ｍ型化、社会的Ｍ型化，全都是出口导向经济思维的副产品。当一个社会的所得愈不公平，以内需来缓冲衰退的能力就会完全丧失。这也就是所谓的“双衰退”──出口衰退的同时，内需也同样比例的衰退。

因此，出口导向的经济思维，将精力集中在资本密集科技产业的思维，可能都已到了必须重估的时刻。或许，将经济往更加工艺及科技含量、服务品质含量、创意与文化含量等方面调整，才是更均衡，也是出口与内需并重的新思维。

亚洲依靠美欧的进口而成长的时代业已结束，最近美欧经济出现危机，希望亚洲的内需能对当前的衰退提供助益，但他们都发现到，亚洲的体制几乎完全提供不了帮助。美欧对亚洲出口导向的经济愈来愈有意见，主张亚洲应该有更均衡的经济策略，这种见解其实是相当有建设性的。

因此，处于这样时刻，亚洲任何国家若因袭过去那种出口优先的旧思维，而有意启动贬值这手段，已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且被认为相当恶意。目前全球衰退，贬值手段边际效益已减，它不会有作用，只徒然让“最后一名竞赛”者真的变成最后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