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小说〈封锁〉中这样比喻：“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

那未免有点隔膜。”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罗马书释义》1933年英文版序言说：“我重新问：‘何谓诠释学？’诚然，没有人能在读出经文意义的过程中，却不同时读入某些东西。而且，没有一个诠释者可以免于‘加入多于取出’的危险。”

西方有“正典”（Canon）的传统，比如柏拉图的著作、《圣经》，或莎士比亚的悲剧，在东方中国称为“经”，比如《易经》、《论语》。Canon源自苏美文，意为“芦苇”，希伯来文作ganeh，希腊文为kanon，英文是cane，芦苇的茎笔直，引申为权威，用以测度其他事物。郑玄注《孝经》云：“经，不易之称”，刘勰《文心雕龙》：“经也者，恒久之至道。”

原来不管是西方“正典”或东方“经典”，都指向恒久不变的大道理，日常生活的通则与尺度。而正典、经典之意义在于它们总能读出和呼唤不同的生命情调和色彩，经典所以流传阅读不必然导向一个“封闭”

的诠释传统，正是它内在允许倾听多元甚至异质诠释的可能。

如果熟悉西方大学的起源，恰恰和《圣经》的抄写、版本、翻译和诠释有关。我们惯常以欧美大学之自由、民主和真理为向往，间中有一个“宽容”的背景，大学给予教职人员终身教职原是要保护对经典的“解释自由”，即“学术自由”，教员不能因对经典诠读的不同而遭迫害或解聘。直到今天，欧美顶尖大学、学院在科学研究、社会哲学、经济人文和宗教神学并行不悖，撞击更多思想火花和喧嚣对话，哈佛麻省如此，牛津剑桥亦如此。

经典如果只允许一种解释的存在，任何有别于“传统”的解释就成了“异端”，而恰恰历史上那些“异端者”后来都成了人类社会文明“改革者”啊！美学家朱光潜说：“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像与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经典的意义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