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观赏了两场音乐会，一场是青年男高音岑大伟的独唱会，另一场是马来西亚爱乐交响乐团与英国伯明翰合唱团联合演出法国作曲家白辽士的作品《浮士德的天谴》音乐会，两场演出都很精彩，座无虚席，但只要你细心聆听与观察，你会发现现场的“语”境、氛围，与出席的人都很不一样。

这让我想到杨邦尼先生之前在《星洲日报》言路版发表的一篇文章〈“华语人”缺席新山艺术节？〉，提到的新山文化界出现的“华语人”与“英语人”的现象。

岑大伟独唱会在吉隆坡雪华堂举行，现场观众多是“华语人”，主持人全场以华语介绍曲目；白辽士作品音乐会在雄伟的吉隆坡国油双峰塔音乐厅演出，音乐厅富丽堂皇，现场衣香鬓影、西装笔挺的“英语人”穿梭其中，没带外套的男士还得到柜台借外套方可入场。

看来不只在新山，在吉隆坡文化界同样有壁垒分明的“华语人”与“英语人”两个世界，这大概是我国独有的现象。

“华语人”与“英语人”文化圈的形成，可以说是英殖民时代的产物，也反映出大马多元社会的深层肌理，即使到了今日，这两个圈子仍然界线分明。

受历史与社会的因素影响，要冲破“华语人”与“英语人”间的这道藩篱其实并不容易，除非我们政府推行一视同仁的文化政策，把各种不同语言人的艺术人材都揽到麾下，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艺术活动都有同等的发展及演出的机会。

其实除了有国油公司当靠山的大马爱乐团外，不管是“华语人”或“英语人”的艺术团体，多年来都是逆境奋发，他们靠着民间力量的支持，不懈地举办各种艺术活动，默默地守护着一个宛如文化沙漠的国家的一小片绿洲，这股精神倒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我国的艺文界，除了有“华语人”及“英语人”圈子之外，还有“阶级”问题。设备完善、具世界水平的国油音乐听，只提供给外国人占多数的大马爱乐团及海外知名团体表演，本地致力推广艺术的一群，不管是“华语人”或“英语人”却一直苦无良好的表演场地，多年来只能屈就在设备不甚理想的学校或华社团体的礼堂演出，这不也是一种阶级藩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