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古庙游神申遗成功，成了国家文化遗产。有人说这是政府当局的政治花招，也有人回说不要把此事政治化。其实，柔佛古庙游神本来就有其象征意义。柔佛古庙的“存在”意义，常常也反映了一种官民关系的互动。其“政治性”，很多时候是“心照不宣”。

华人传统社会对“公”领域之关注，不外乎处理对“天、地、人”之事。反映在“文化新山”，不分帮派的绵裕亭中华义山是处理华人的往生之地；而人世间最在意的自强之道，主要置于教育事业上，“民办学校”一直是华社所关注之事，“宽柔”是新山华社共同扶育的公益性教育大业。至于柔佛古庙，则是人们“天人相合”的心灵寄托之所。如此的“一山一庙一校”，是新山华社的文化格局，亦是华社“公”系统之活动空间。

这样的格局，不全然是华社的自然形成。毕竟此种格局在全马是罕见的。新山华人传统社会文化格局的形成，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延续问题，同时受到国家的制约。独立前所谓“半自治”的华人社会，并非让其任意行使，而是具有官方政府的监管和介入。如果没有当年柔佛天猛公王朝统治者睿智的“独尊义兴”政策，相信不会有“五帮共存”的义山，不会有柔佛古庙的包容精神传统。源于潮州民俗的“迎老爷”古庙游神，也不容易走向今天“五帮共庆”的盛景。而民间流传柔佛王室与古庙及游神的亲善传说，更是说明了这一层弥足珍贵的“官民”友好关系。

然而，这种格局发展在1914年英国全面殖民柔佛之后，出现一些转折。此后，义兴公司被勒令解散，华社公共产业信托人受控于英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继义兴而成立的柔佛华侨公所的会务进展遭受很大制肘。英殖民政府权势的强行介入与干预，制肘了华社“公”系统文化场域的自主性有效运作。

马来亚独立之后，华社“公”系统依然是华人文化传承与文化建构的体现，同时也是华人民间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角力、冲突、调适、理解、谅解和对话的场域，亦是华社内部结构和资源整合的场域。

尤其是这数十年来，充塞族群偏见和误解，面对“国家文化”，华社“公”场域里的文化建构，它可以是激烈的文化抗争，也可以是文化共享的亲善对话。它提供了华社强化族群想象，自我认同，也希望他者能从误解到理解，尊重华人的文化。而马华表演文化和节庆文化的打造，事实上是最“安全”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族群文化一种有效的公共展示。它巧妙地借由各种嘉年华会的精彩文化表演，承传和再生华人文化，教化民众，同时建构和谐的对话契机，让政府和友族也能感受到社区共享的华人文化节庆之圣与狂，促进族群文化交流，并藉此文化场域来表达华社的心声和共塑具有多元性“国家文化”的诚意。以至于经过各界“文化新山”的努力，陈徽崇获颁“国家文化人物奖”，廿四节令鼓和柔佛古庙游神被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然而，当年柔佛古庙征地事件之所以变得格外敏感，古庙山门被拆所引起的愤慨，关键亦在于古庙被视为华社之公产，它的象征意义就变得非比寻常。保留古庙的完整性，意示着华社对维护其“公”系统文化自主权的高度自觉。古庙山门的悲剧，也是国家与民间华社之间失去对话的悲剧。

而今，古庙游神申遗成功，肯定多少是有其象征“官民”关系的意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的强行介入，会是必然的悲剧。过度的政治干预，也可能扼杀了文化的原创性。华社自主地在“公”系统的文化场域中，形塑自我认同和展示族群的主张，是华人文化延续和建构的重要契机，亦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族群与族群之间交流的重要文化桥梁。也因此，“文化新山”不应只是热闹和喧哗，更要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