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1957年，我在新加坡就读小学4年级时，就开始与《星洲日报》结缘了。我在不同时期，看过不同的《星洲日报》的版头，不同的版面，这之中就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从那时至今，已快56年了。星洲日报给我知识，给我力量，我伴随星洲日报而成长，而与星洲日报的往来，更规划了往后我大半生的生活。

不过，在我这一生之中，有两次《星洲日报》在我的眼界中消失了，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第一次是在1968年6月16日，那一天晚上，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把我扣留了。我被单独监禁前后达180天，足足6个月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再也看不到《星洲日报》。后来进入拘留营，才重新可以看到梦萦以求的《星洲日报》。

第二次看不到《星洲日报》，那是1987年茅草行动发生之后，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吊销了《星洲日报》的出版准证。《星洲日报》前后被封闭了5个月又11天。那是星洲日报历史上，继日治时期被查封之后，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然正是这次“闯祸”，让星洲日报得以重生。1988年4月8日，星洲日报进入了“张晓卿时代”。

我于1971年11月1日，以一位没有职位的打杂身份，开始在星洲日报名下工作。那是我被有条件释放后不到一年的事。

那时的星洲日报，是由新加坡星洲日报管辖的。新山办事处，地方很小，只有3张办公桌，包括代理在内，有5个人在工作。办事处除了一台电话机．一台冷气机外，就别无其它财物了。而且办事处没有厕所，借用隔几间的咖啡店的厕所。那时新山市区许多店屋，都没有抽水马桶的设备，用粪桶老式厕所，用的人多，自然脏兮兮。

当时，新山办事处只有一位专职记者符传曙，另一位通讯员是张清广校长，新山的新闻就由符传曙一手包山包海。符先生真是一位鬼才。每天下午5时左右，他就开始用电话报新闻。有时可能要报7、8则新闻也说不定。他事先并没有把新闻用稿子写好，而是即时把场景一段一段的念出来，由新加坡星洲日报采访主卢光池先生抄录。对方一位是抄录的高手，符总经理又是一位口报的奇才，所以，隔天的登出来的新闻，从来没有报错或登错，或需要更正与澄清的。另一原因，两人都是海南人那时，我们就在如此艰难的工作条件下一路熬过来，最令人难忘的是，当那架老旧的冷气机闹“情绪”时，大家就要在闷热的斗室里接受煎熬了。

星洲日报第二个时代是胡美一时代，那时她坐镇吉隆坡，也想有一番作为。但业务一直在原地踏步打转。加上，那时星洲日报内部问题多多，胡家只好把星系报业最后一块招牌顶让出来，星洲日报由此进入林庆金时代。

林庆金时代是星洲日报最好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坏的的一个时代。我是负责广告的，那时，星洲日报的广告业务，与南洋商报相比，还差一大截。政府的吊销行动，成了林庆金时代星洲日报最后钉下的一枚棺材钉。

我说出上述3个不同时期，星洲日报面对的难题与困境，意在与今天的星洲日报作一个比较。老实说，现在星洲日报同仁都很幸运，星洲日报最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用在一个最恶劣工作环境中工作了。今天星洲日报拥有一支富有朝气，团结一致，而又能与时并进的领导团队。经过24年的打拼，终于把星洲日报打造成中港台之外的世界最大华文报业集团。能晋身为团队的一分子，我们应深感骄傲与自豪。我们要珍惜这一得来不易的成绩。

（作者为《星洲日报》新山高级广告营业专员，本文为他获颁40年长期服务精神奖的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