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写过多本很有份量的书，其中，The Assault on Reason（意为“对理性的攻击”，中文本译名为《失控的总统》）深入探讨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潜伏问题，对我们当今所处的危机，很有参考价值。

戈尔在此书的第一章──“恐惧的政治”，即开门见山地指出，恐惧，是理性最大的敌人！

他以当年布什政府为例，揭露布什当时就是利用美国民众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因为恐惧而失去了理性的心态，来合理化并说服人民接受他入侵伊拉克的决定，甚至把这场建立在谎言上的不义之战美化为史诗般的圣战。

“谁质疑这场战争的错误论述，谁就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谁爆料伪造证据和不符合事实，谁就会被贴上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这就是戈尔笔下，当年美国人民在恐惧氛围下，被爱国情绪冲昏了头，以致失去理性的写照。

很多人或许难以理解，为什么戈尔要去同情沙旦胡先这样的大独裁者？一些人甚至还认同，美国当年攻打伊拉克，是为了输入自由与民主，是一场正义之战。

但在美国，像戈尔这样的美国民主人士并不少，良知告诉他们，即便是敌人，也有捍卫本身的基本人权的权利。所以，他们不只要在军事上获得胜利，而且也要在价值观念上取胜。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容忍，他们这个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泱泱大国的政府，竟然以“国家安全”为由，恣意地践踏人权，任意地展开监听和逮捕行动。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斯诺登事件，是美国民主分子自觉捍卫人权的另一典型例子。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至今仍然在防恐的名义下，展开秘密的监听、窃听等勾当，监控着老百姓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

事实上，我国也有4项法令允许政府这样做，而政府也准备与国内各大电讯公司合作，以在相关法令下，监听或拦截重犯或保外候审罪犯的电话，或其他方式的对话内容。

这是一个全球都在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在基于国家和人民安全考量下而允许政府对特定的危险人物进行窃听的同时，我们要如何规范有关的监控权力，以确保政府不会任意而为？

此外，有关的监控执法权，有什么限制和约束；是直接授予警方，还是必须事先交由法庭裁定？

这些疑问，都有必要获得进一步的厘清，并开放给公众参与讨论，以防止权力受到滥用。

在《失控的总统》这本书中，戈尔说，“当恐惧与焦虑蔓延至整个社会时，理性和逻辑在我们的集体决策中就变得更不重要了”。正处在枪声下的恐惧与焦虑我们，这句话，是不是振聋发聩，很有警惕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