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都得全班出动打扫各自的教室；至于公用场所，则分配给高年级的学生轮流负责。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台湾是否仍然保留了这种教育习惯。

说真的，那确实是种不错的习惯，很能调剂由早排到晚的课堂生活，我们一群男生都把它当成玩闹的好机会。有一回，我们循例在把桌椅推到四周的教室中间练摔跤，有一位同学发起狠来不顾规则，抡起扫把打人，一不小心打飞到窗户上，砸了玻璃。老师得到消息，赶过来视看现场，确定无人受伤之后，便开始追问是谁干的好事。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学全都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没人吭声。第二天，老师通过秘密调查，总算找到元凶。大伙全都气得要命，决定也要展开我们自己的调查，想看看是哪个家伙这么不讲义气出卖了兄弟。

我们的举动大概太过张扬，于是老师又把我们几个叫了出去，教训我们做人的道理：“做错了事就该承认，如果自己不坦白，举报你出来的人不只没错，反而是干了件好事……”听闻了他的大道理，我忍不住反驳：“但是义气难道不重要，友情难道不重要吗？老师不也教过我们‘桃园结义’，说那是值得效法的好汉精神吗？”接着，老师就语重心长地给我们上了一课，一节不在课程范围之内但又比一般课目更加严肃的道德课。大意是，友情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最最重要的价值和德目。要是不问大是大非，一切判断只凭交情而定，那和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义气有什么分别呢？

扯了这么远，是因为曼德拉逝世，中国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说法来形容他。

什么叫做“老朋友”？做“老朋友”又需不需要彼此认可某些在友情之上更加宏大更加深邃的价值呢？有些网民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想要在历年来一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清单里头找出共性。

过去两年，《南方周末》《新京报》和其他的几份媒体都曾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做过专题报导，因为这的确是外交辞令中的常用语，很值得整理分析。结果一列出来，共有600人之多，表面上看确实不容易看出他们共通的地方。年轻的朴槿惠，她是老朋友；已故的金大中，曾经遭到朴槿惠她爸朴正熙的政治迫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胡志明那不用说，卖命的交情，当然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来被越南军队击溃的柬埔寨政权领导人，杀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波尔布特，几份清单都没数到他的名字，那是因为当年我们使用另一个讲法来称呼他：“柬埔寨战友”。

其实我们都晓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或者至少得对中国政府友好。问题只是这些背后还有没有一点别的什么？一点要比一群砸了教室玻璃的小男生的友情更加了不起的什么。

我这个比方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因为把国际关系拟人化，恰恰是中国长年以来的习惯，很有中国人讲究人情的文化特色。人家干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便把全中国人比拟做一个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被我们喝问“是不是你告密给老师”的那位女同学，她哭了半天，应该真的很受伤害）。相反的，人家和我们建交，我们可能就会把当时做人家首脑的那位政治人物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解，国际关系乃是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把它拟人化，铺上一层人情色彩，也不失为一套好策略，因为利益是个大家都不愿明讲的事，说破就俗。但在当前国际环境的操作底下，原来只不过被人当成是修辞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又越来越显得不只是掩饰实利的虚辞，而且还是真正有效的观念。这时候单讲友情，会不会不太够用？会不会显得好像只离实利半步，不够高大气壮呢？想当年，各国抵制南非白人的政权，逼着他们放下利益考量的就是价值观。今天美国和日本在亚洲发起对中国的外交围堵，其中一个着力点也是价值观。当前的中国又用什么价值观去决定谁是我们的老朋友呢？

“冷战”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多半真有些共同信仰。“冷战”结束之后，仿佛就和中国内部的实用主义同步发展似的，老朋友只要老在一起做买卖就行了。尽管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小了，但它留下的空缺始终不是用不着填补的。不讲友谊，可不可以讲价值观呢？莫非真的只能谈利，何必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