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姑来，一个熟悉的地名。南方学院就坐落在士姑来的金芭山岗上。

熙来攘往的大道，那个“富丽堂皇”的中区县议会，是士姑来的地标。

而若是味觉刺激，会让人很快就想到士姑来的卤鸭肉，这里有好几间新山驰名的卤鸭店，是识途食客的常到之处。另在士姑来新村的一间餐室的云吞面，亦颇有地方风味。

城市发展，士姑来新村已成了一个隐形新村。不留意，你恐怕还不知道已来到所谓的“新村”。周边的住宅花园不断迅速发展。华小学额爆满，已成为这个地区不是新闻的新闻。

今届大选，士姑来选区，是政治“海啸”尚未能狂击国阵“堡垒”的柔佛州，仍能让大家议论的一个焦点。结果，“在野”人气颇盛的巫程豪，以颇大的多数票夺下了这个地区。能否展新局，且看今朝。

庸碌的上下班生活，对士姑来的印象，还仅是碎片零散的拼凑。对于士姑来的过往与了解，还真是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对它陌生。从事柔佛地方史田野研究，每每拉队北上或南下，士姑来都只是征途的启站，竟未曾深入驻足仔细调查。

内疚之余的心血来潮，翻阅文献，想寻找一些士姑来的历史。

谈及近代柔佛的发展，必溯及19世纪港主制度的推行。当时柔佛王朝统治者召引大量华人种植者移入，掀起柔佛开垦拓荒之路，广泛种植起甘蜜与胡椒。至19世纪80年代是柔佛甘蜜种植的高峰期，当时柔佛境内种植的甘蜜运往新加坡出口，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19世纪以前，柔佛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被开发，其余尽是丛林密布的荒地。港主制度之推行，在柔佛各河系水道沿岸所开拓的土地，据说就有一百多条港。柔佛王朝在天猛公依布拉欣和苏丹阿武峇卡两代之间，就凭这一百多条港脚的开拓，靠许许多多的苦力劳工流血汗，同“甘”共苦，将荒芜的柔佛领土，一下子给开发了起来。而不论是开港的港主，还是甘蜜、胡椒的种植者，他们大部分是华人。这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们不愧为开发柔佛的先驱。

柔佛港主制度创始于何时，尚待考查。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A. E. Coope的论述，最早的一份港契是1833年发给士姑来河的港主的。但这项资料恐有误抄之处。实际上，根据Carl A. Trocki在70年代于柔佛档案局的资料搜索，发现档案局里所保有的最早一份港契，是回历1260年1月26日，即公元1844年10月9日发给士姑来河 (Sungai Sekudai) 的港主Ah Chun 和Ban Seng。因此，我们推断，柔佛的港主制度，应该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至于柔佛的第二张港契，是1844年10月22日发给港主陈开顺，开发地不佬河 (Sungai Tebrau)沿岸的土地，即至今我们仍熟知的陈厝港。1845年4月，柔佛天猛公又连续发出了3张港契，一张是巫来由河 (Sungai Melayu)的巫许后港港主，两张是发给地南河 (Sungai Tiram)的港主。

由上可知，柔佛天猛公发出的最早一份港契是在士姑来河沿岸，士姑来应是柔佛港主制度下最早开拓的一个港脚。1845年6月《新加坡自由西报》首次报导了柔佛开辟种植园的消息，该报说，当时柔佛有4条河地带开始发展种植业，种植园有62个，包括士姑来河的20个，巫来由河的12个，登加河 (Sungai Danga) 15个，地不佬河3个，种植人总数约有500人之众（参见Carl.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85-117）。

由此可知，早在柔佛港主制度推行之初期，士姑来河沿岸已是柔佛最早开发、拓垦，广泛种植甘蜜的一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