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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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我国难得全国热议死刑的一年，时任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刘伟强（已故）表示内阁决定废除死刑，全国哗然，最后退而求其次改为推动废除强制死刑。2022年，国阵政府的首相署部长旺朱乃迪再次推动修法废除强制死刑，但修正案无缘在国会解散前提呈。不过这一次，在纳吉入狱、阿末扎希官司等重大新闻包夹下，死刑存废的讨论不如当年激烈，但双方对立还是相当绝对的。” 说服我90%赞同废除死刑的人是张娟芬。我和她素未谋面，但阅读过她的著作《杀戮的艰难》。继《无彩青春》、《十三姨KTV杀人事件》后，今年她出了另一本写死刑犯的书《流氓王信福》——台湾最高龄死刑犯的故事。先谈《无彩青春》和《十三姨KTV杀人事件》，两本书都从台湾的经典冤案出发，让人反思死刑存废。《十三姨KTV杀人事件》写的是“郑性泽案”。2002年，一群轻狂的年轻人喝醉了酒在KTV里闹事。其中，罗武雄对天花板与酒瓶开枪取乐，惊动了KTV的工作人员报警处理。警方赶到后，随即与罗武雄一行人展开枪战，罗武雄中枪而亡，员警苏宪丕也身中3枪，送医不治。案件在审判后出现了峰回路转：开枪杀警的人是罗武雄，被判杀警的却是替罗武雄保管枪枝的郑性泽，然而罗武雄与苏宪丕已死，无法再开口证明。张娟芬写道，持枪闹事不对、杀警更是重罪，若是阅读十三姨KTV的新闻，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群荒唐少年，罪有应得。“但是否因为如此，我们就能纵容警方冤枉没有杀人的郑性泽？是不是因为表面上的‘罪有应得’，我们就可以让司法体制刑求、误判？” ◢法律有漏洞，司法要改进《无彩青春》写的是另一起台湾著名死刑冤案“苏建和案”。从19到31岁，庄林勋、苏建和、刘秉郎坐了12年牢，终于在2012年获判无罪。书籍简介写，本书的意义并非劝说人支持废除死刑，而是诉说3名极可能没有犯下杀人罪的青少年迷途法庭的故事。间中他们被判多次死刑，遇见许多人要替他们伸冤，在绝望与怀抱希望之间游荡、丧失信念后复又得到救援。他们的故事透露出法律的漏洞、司法尚需改进的空间，以及最脆弱的人性。在《流氓王信福》中，张娟芬把格局从死刑犯个人的故事，提升到法律制度，甚至是国家历史来讨论。出生在台湾戒严时代的王信福受到政府“检肃流氓条例”影响，长期受到“流氓管训”，被强迫劳动。这些经历并没有记录在法院资料中，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经过法院裁定，只需经过警局、警务处和警总就能把他关在指定地方劳改。他的经历代表了戒严时代漠视人权的黑历史，而他的不幸延续着。他在一场命案现场中出现，案发前大声呼喝，经不当审讯成为判决他死刑的理由。张娟芬在后记写道，少年王信福身上烙有“坏人”的印记，但这并不是当事人向作者推销的观点。“就像许多被欺压的人一样，他吞下了自己的命运并与之共存。像许多经历威权统治的人一样，国家滥权因其全面、强力、无法抵挡，已经被当作正常自然，一个人不会向天抗议地震与台风。像许多弱势者一样，他没有足够的资讯知道整部机器的运作。像许多被烙印的人一样，威权烙印已成为他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走到两个极端之间瞧一瞧话说从头，即便读过张娟芬的书，我尚未全盘接受废死，只有90%赞同。但是，要知道，从认知死刑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到走向另一端支持废除死刑，是颠覆想法的长路。我还没走到底，还停在一处观望，还在犹豫。 2018年是我国难得全国热议死刑的一年，时任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刘伟强（已故）表示内阁决定废除死刑，全国哗然，最后退而求其次改为推动废除强制死刑。2022年，国阵政府的首相署部长旺朱乃迪再次推动修法废除强制死刑，但修正案无缘在国会解散前提呈。不过这一次，在纳吉入狱、阿末扎希官司等重大新闻包夹下，死刑存废的讨论不如当年激烈，但双方对立还是相当绝对的。正因支持与反对死刑两对立，作为与死刑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既不是死刑犯也不是受害者家属），我想必须走到两个极端之间瞧一瞧。这过程有很长一段路是《杀戮的艰难》引领的。张娟芬透过不同国家的死刑案例让人看到，一个辩护律师的操作就能影响法官翻转判决；一个怠慢的警察就能让无辜的人面临死刑；一个代替人民执行死刑的狱警会有“合法杀人”的阴影。张娟芬让人看到死刑背后牵扯的执行面相当复杂，不能过于使用个人感受来看待，而必须理性思考这是可以夺取一个人性命的刑罚啊。尤其，我们很容易置身事外以为警察一定会滴水不漏地搜证调查，检方一定能滔滔不绝地论证，所有的证据证词一定能让法官无后顾之忧地判处一人死刑。就连最后执行死刑的人，当他被赋予命令去按下按钮让犯人吊死时，一定正气凛然无所畏惧地“替天行道”。我们很少去质疑“万一不呢？” 当然，张娟芬理解这世上有很多丧心病狂的杀人事件，她在书中也坦白每每读到这样的案例时，都恨不得有死刑。是啊，每次读到我国的几宗谋杀案，那些该死的禽兽如何可以活在世上撒野！张娟芬就是在那一来一往的拉扯中，让读者读到有点恨意的时候又回过头看制度的不完善。她理解读者的情绪，却又温柔提醒，死刑被写在国家法律里，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将影响到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能预设每一桩死刑案件都有完美的罪犯和受害者。《杀戮的艰难》用说故事的方式把死刑牵涉的层层面面一一带出，即便没让人转换立场，也足以让人掉头犹豫，其他不完美的案例也得在同样的刑罚下审判吗？于是，张娟芬写下《杀戮的艰难》的一句名言，“我的论点不是生命的可贵，而是杀戮的艰难，唯有如此，我们才保住好人与坏人之间的，那一点点的差别。”我赞同废除死刑的那90%，很大成分是认可了“杀戮的艰难”。 ◢受害者家属受到什么关照？但我还有剩余10%是不赞同的，就是那种愤恨，还有那个假设——如果亲友被杀害，作为受害者家属，即便知道再杀多少条别人的性命也换不回最亲爱的生命，那样的伤痛能被如何处置？我知道支持废死的组织并没有要求受害者家属“宽恕”加害者，废死是从制度上杜绝死刑判决中可能产生错杀。那家属的伤痛呢？我知道有“修复式正义”这套理论，但始终没有看到想要废除死刑的政府提出任何详细机制来“修复”。在讨论废除死刑的当儿，舆论热切关注一桩桩冤案（我国常见的是贩毒死刑犯）和令人咬牙切齿的谋杀案。那么，在纠结这些罪犯到底该不该死之外，受害者家属受到什么关照？诚如上述，支持死刑存废是两个极端，我们不是只有两个选择，光谱之间还有一大段讨论空间，我们可以在中间来回走动看看死刑涉及的不同层面与风景，进而思考自己想站在哪里。我们不必直接从一端跳到另一端。新政府上台，以后若再提呈死刑修正案，希望届时的讨论空间和论点能够更开阔。【張娟芬的其他作品】姊妹戏墙：女同志运动学作者后记：十几年前我对异性恋霸权的看法，今日观之仍然大致切合情势，例如《犀利人妻》不脱女女竞争的父权模式，晶晶书库案暴露一向以来的性歧视与双重标准；或者银行的“单身条款”虽走入历史，但单身歧视却在其他社福政策里借尸还魂。姊妹戏墙：女同志运动学作者后记：十几年前我对异性恋霸权的看法，今日观之仍然大致切合情势，例如《犀利人妻》不脱女女竞争的父权模式，晶晶书库案暴露一向以来的性歧视与双重标准；或者银行的“单身条款”虽走入历史，但单身歧视却在其他社福政策里借尸还魂。

1年前

为什么他为常人眼中“该死的人”打官司？──刑事辩护律师谈死刑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林毅钲谈论死刑，请刑事辩护律师迪内许（Dinesh Muthal）分享怎么处理死刑案件。他开宗明义，先厘清一些法律名词和司法程序，什么是“嫌犯”、“被告”和“罪犯”，案件下判后怎么上诉等等…… 他说，很多公众误以为被控上法庭的那个人一定就是罪犯，其实不完全。他接过“捉错人”的案子，被告无端端被捉来顶罪，还有很多贩毒案都是被人利用的毒驴。“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相信死刑。当中有很多错误……” 啊，是废除死刑一派的……他支持废除死刑的原因，读者可能都已经熟悉：一、冤案；二、谋杀是夺取一个人性命，死刑也是；三、法律除了惩罚犯罪者，也警示犯罪的下场，但犯罪率不断上升，表示死刑没有起到阻吓作用。请支持死刑的读者不要就此打住，就来听听为什么他还要为那些站在被告栏里，那些涉嫌谋杀、贩毒，一般人眼中的“该死的人”打官司。【法律角度看待案件】迪内许一开始急着补充法律知识：（1）嫌犯（Suspect），一开始被逮捕的人。例如一宗运毒案，警方进行调查、搜证，逮捕了5名嫌犯，他们可能犯了罪。（2）被告（Accused），被控上法庭的人。警方搜证结果指向5名嫌犯中的3人，他们被控上法庭，到这阶段还不代表这3人犯了罪。（3）犯人（Convict），被定罪的人。进入法律程序，即检方举证、律师辩护的审讯过程后，法官判处罪名成立，才成为犯人。任何刑事罪行都须具备犯罪行为（actus reus）和意图（mens rea），且超越合理怀疑才能判被告有罪。案件下判后，被告有两次上诉机会，每次往更高级别法庭上诉，如地庭→高庭→上诉庭。死刑案件都在高庭审理，第一次上诉至上诉庭，第二次上诉至联邦法院。根据司法程序，证据和证人只在第一次审讯过程中提呈，上诉的法官只是检查之前法官的判案理由（Grounds of Judgement）是否正确，而不是重审案件。因此辩护律师一开始就必须铆足全力，否则败诉后再上诉就很难翻身。依法律角度，被控上法庭的人有犯罪假设，但到底有没有做只有在整个审讯完成后才有答案。然而，公众往往认为被控上法庭的人一定就是罪魁祸首。这可能是因为媒体也通常只报道面控，少有继续跟进，以至于公众的印象通常止于最初阶段。刑事辩护律师帮涉嫌谋杀、贩毒，一般人眼中的“该死的人”打官司，迪内许的出发点是：任何人都有公平审讯的机会。他经手的案例他举了两个手上的案件，恰好都是在网络疯传，而且舆论认为是谋杀，但并不算谋杀的案件。究竟法律角度是怎么看待案件？（1）去年10月份利比亚学生撞后逃致死案，从网络流传的短片看到司机横冲直撞，撞倒女子后逃离现场，女子最终伤重不治，肇事的利比亚学生后被控谋杀罪。以迪内许的经验，若是意图谋杀，通常是直接开车撞人，而非左右冲撞再撞向目标。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则可被控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2）去年7月保姆涉嫌致死5个月大男婴并藏尸冰箱案。小死者母亲接孩子回家时，保姆谎称孩子已被其父亲接走，结果一度引发有人假冒孩子父亲拐童事件的猜疑。警方调查后迅速识破保姆谎言，最终在保姆家的冰箱找到小死者遗体。迪内许说，警方一开始以谋杀角度调查此案，但保姆最终被控的罪状是2001年儿童法令第31（1）（a）条文（虐待、疏忽、抛弃或令孩子遭受到肉体或情绪伤害，或导致，又或容许他人这?做），以及刑事法典第201条文（销毁犯罪证据及提供虚假情报以掩护犯罪者）。他说，保姆帮男婴洗澡，却手滑让男婴摔地，头部着地受重创丧命。她并不是有意杀害男婴，而案件如此备受瞩目，舆论已经断定为谋杀案。当然，无论如何，他们都终止了一条生命，依旧需为此付出代价。迪内许也强调，就算是谋杀案，废除死刑也不代表杀人凶手会被释放，他们依旧会被监禁。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也曾多次表示，死刑替代方案是最少30年监禁，谋杀等严重案件则是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辩护：人命就在手中回到最初提问，为什么刑事辩护律师要为那些站在被告栏里，涉嫌谋杀、贩毒，一般人眼中的“该死的人”打官司？迪内许说，律师的工作是保障任何人有公平审讯的机会。刑事辩护律师和死刑息息相关，他们帮被告辩护，一条人命就掌握在手，罪名成立当事人就等着被绞刑吊死，是以压力非常大。迪内许从业多年，很多时候当事人并不是真正的罪犯。他出道就跟着前辈接了一起贩毒案，也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原来的嫌犯花了8万令吉贿赂警官寻求“解决”，可是案件不能就此晾着，必须找另一个符合嫌犯身分描述的人代罪。那只代罪羔羊就是他的当事人，在另一个地方被警方逮捕，带往一间有很多毒品的屋子，再拍照“佐证”。 “这等于制造伪证！”迪内许当时不单凭警察提供的证据作参考，他亲自调查。他根据警方提供的地址到土地局查证，发现是一个已经夷为平地的甘榜，而照片中的所在地竟是警局附近。他在庭上一一提出自己搜集到的证据。再加上，谎言通常需要很多人一起维系，间中一定会连结不好而断裂。审讯过程中其中一名证人警官表明在逮捕过程中没有看到毒品。谎言被戳破，迪内许的当事人被判无罪，而受贿的警官则面临贪污官司。 “有时候证据并不是真实的证据。没办法，我必须花更多心思找证据。”迪内许提出一个假设问题，“被告的生命就在你手上，如果真的被判死刑，怎么办？你就会开始想，你做得够多了吗……” 他面对的“毒贩”被告根据刘伟强稍早前接受《星洲日报》专访（2月11日刊出）所提供的数据，目前共有6万5222名囚犯，当中1281人是死囚。死囚中932人涉毒品案，剩下是349人约300个是杀人犯，少数涉及绑架案和携带枪械等。这个比例和迪内许手中的死刑案件相彷，贩毒案占多数。然而，大部分被逮捕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毒贩，而是毒驴。幕后的毒贩通常找边缘青少年运毒，一个毒驴被捉了，就再找下一个。迪内许粗略审视接过的毒品案子，大约60%的当事人知道自己在做不对的事，不过在这当中只有大约一半知道自己在运毒。比方说，毒贩把毒品绑在毒驴腿上，他们看到白色粉末，可想而知是毒品。一些情况则是他们被交代送文件到海外去，工资相当高，事有蹊跷，殊不知毒品就藏在文件里。 “一般公众只要有看电视节目、新闻或脸书都知道这种跑腿工作是不法勾当。但这些做这些事的人恰恰都是无知，急缺钱的一群。” 另外40%，当中有一半是无辜的。好比在机场被要上厕所的陌生人要求帮忙提包包，下一秒就被关卡人员包围逮捕，指手中的包包可能藏有毒品。“所以啊，在机场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做好心人，千万不要帮忙陌生人提包包。” 剩下的一部分，不是贩毒，他们可能有轻微毒品前科，但被设计来顶贩毒罪。前述迪内许印象最深刻的案子便是这一类，被不良警官捉来替人顶罪。这点，迪内许说得无奈，“警队里会有害群之马，任何领域都一样，律师也会有。” 说了那么多都是毒品案件，那么迪内许又如何看待谋杀案？请继续阅读下一篇：〈每个人都有权接受一场公平的审讯──刑事辩护律师谈谋杀案〉。（原文上载于2019年2月28日）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