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第416期《天下杂志》，以9页的篇幅专题讨论当前台湾的报业问题。专栏的题目是：“商人办报，他们怎么‘卖’新闻？”

文章指出：“面对不景气的经营危机，台湾的媒体集团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主角从‘文人’变成‘商人’，新闻从追求‘真相’变成追求‘利润’。当新闻为广告服务，一切只向‘钱’看，媒体又要怎么‘卖’新闻？”

身为一名过去曾长期服务于报纸的人，我不认为“文人”与“商人”是对立的，“真相”与“利润”是不相容的。在当前的报业困局里，“文人”与“商人”共同携手奋斗，甚至因时制宜，“商人”担当较重要的角色，毋宁是大势所趋。

中国早期报业萌芽于清末外侮日亟之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份子投身报纸，直摅血性为文章，希望唤醒民众，重振国魂，文人办报的本性与传统于焉形成。王韬、梁启超、章太炎固如此，后来的张季鸾、胡适、陈独秀也是一样。

文人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社会责任感强烈，他们办报，不畏强梁，不阿群众。但这些人较关注文章的掷地有声，不太在意报刊一份卖多少钱，是赚是赔。所以当年的报纸多半财务结构不佳，因而无力发展，不能普及全国，影响有其局限。

纵观先进国家报业，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都随着“国强民富”而进入企业化经营。在这些地区，最好的报纸也往往是发行量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中国报业的现代化始于中央政府迁台之后。虽仍上承文人办报的余绪，但已接受市场规律，有机会步上企业化的正途。但这十几年来，由于政治冲击，网络崛起，以及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台湾报业正在挣扎求存，力图紧缩成本、提高效率，这就有了《天下杂志》所谓“主角从‘文人’变成‘商人’”的顾虑。

报纸进入市场，接受读者取舍，它当然是商品；但它又有形而上的使命，所以不是一般商品，而是“文化商品”。因为有“文化”性，它要负起完全的社会伦理责任，遵守公认的报业规范；因为具“商品”性，就必须容许它的经营理念，在正常的商业管道中运行与实践。

准此以观，“商人”不应该取代“文人”，新闻也不应该当广告来卖。不知这种情形是否已真的“泛滥成灾”了？《天下杂志》忧虑“新闻从追求‘真相’变成追求‘利润’”，若果真如此，报纸终将会失去读者的信任；一旦受读者唾弃，还有什么“利润”可追求呢？

至于那些以膻色腥诲淫诲盗的，以狗仔队坏人名节的，非寻常人也，不可将他们攀比“商人”，因为那是对真正商人的不敬。

今后报纸必然是“文人”主内，“商人”主外，以“文人”的情怀使它精神饱满，以“商人”的手法使它走得更远更快。

实际上，“文人”和“商人”的二分法已经落伍。大前研一曾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人只具备一项专长，作“Ｉ型”的人，仅有Intelligent（聪明才智）是不够的；要发展第二专长，成为“π型”的人，才是一个求新、求知、求变的人，也才能加倍发挥人生的价值。所以有人认为，今后的报业经营者应是“文人”与“商人”的综合体，二者浑然融于一身。

刘禹锡有诗云，“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生”，大概就是赞叹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