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税机制在劳动节当日刚好满月。不用刻意提醒，国人应该都知道在过去的1个月内，这项税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乱象，包括报纸征税、发票格式等技术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最终获得妥善解决，但至今仍留有大量令人混淆的手尾，比如关税局和华商至今仍在争辩的2年宽限期，以及官商说辞不一的手机加额征税议题。

业者和政府说辞不一，我们或可将之理解成两者缺乏沟通，而解决这种情况也简单，即由政府向业者讲解、谈判，再统一说辞。但如今的情况，却是政府各部对议题的说辞不一，甚至存在互相推翻的情况，这在混淆群众的同时，更把税制执行过程导入更混乱的局面，令政府还得另外想方设法处理，浪费时间和资源，更损害政府公信力。

此外，税制牵扯出的服务费议题，也因而出现前言不对后语的情况，为消费市场添乱。这种协调混乱、朝令夕改的决策过程在我国并不罕见，无论是法案、条例，还是政策，U转、中途刹车时有所闻。但消费税牵连广泛，如斯乱局混淆国人是另一回事，其折射的却是更严重的另回事，即是我国政府信息传递和决策网超低的执行效率和透明度。

信息传递和决策网，是政府实现永续发展的关键，而这让我想到印尼。印尼在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后陷入低潮，直至苏西洛上台后推行的行政与金融改革才令印尼经济日见起色。但真正让这新兴国家成为国际焦点的，是其在2011年实施的系列政改、经改措施，比如5月宣布的加速与扩大全国经济建设蓝图（MP3EI）。

而更令国际社会感受到诚意的，还有苏西洛为配合经济建设而在8月颁入宪报的12号政令，即法令与条例组成法。当中的第96条要求所有政策和法例在草案完成后通过简易读取的管道开放社会参与。

这所谓的社会参与，即是我们熟悉的公众咨询，而这在印尼公共决策领域已被贯彻，且已形成惯例，更曾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赞许。

国际政策学者向来认为，法例或政策草案开放供民众或涉及群体咨询，可提高行政透明度，也能以最少资源和成本有效提高执行效率和行政透明，避免朝令夕改的情况，而这对内提升政府公信力，对外提高亲商指数，而印尼政府近年来对此的贯彻，确实为其带来这些好处。但在一海之隔的我国，看起来就不太明白公众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当然，我国并非没有公众咨询。国家银行去年10月曾针对修订2002年发展银行法令一事在官网提出公众咨询，为期1个月，但鉴于当中涉及金融知识，国行亦没积极宣传，因此并没回响。公积金局在上月杪亦曾就其强化方案开放公众咨询，民间积极热议，但首相纳吉在2天后突宣布定案，令咨询最终终止。

此外，大马生产力机构（MPC）有公众咨询标准程序指南、土地局亦有不少公众咨询案。

显然，公众咨询对我国官场而言确实并非新事务，但为何大部份情况政府决策依然混乱不已，甚至令政策U转、朝令夕改成为常态？这是因为我国的公众咨询是选择性的。

我们不乏这方面的案例，但这些开启咨询的政策法案往往对群众无共鸣，而对国家、群众影响深远的政策法案却绝少公开，如煽动法存废等议题。我们从历史中学习到，越关键和复杂的政策法案，在缺乏公众咨询时往往会产生乱局和负面效应。以前，我们有自动执法系统（AES），现在有消费税。我想，政府该是时候学习印尼对公众咨询的重视，不然，政府的公信力迟早将坦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