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竞争力正在大幅压倒台湾？如果从政府能力与公共建设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两岸在过去20年间的巨大落差，台湾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

1996年，台湾开始兴建桃园机场到台北市中心的机场捷运，但到了今天，19年后，这一条不到60公里的铁路还没落成，估计在今年内通车的诺言还是会跳票。但过去10年间，从2004年开始，中国大陆已建造了近两万公里的高铁，让全国大部份城市都成为了“一日生活圈”，改变了神州大地的面貌。

为什么会如此？这个案例也带来了学界不少反思，指出这是由于台湾陷入了“民粹陷阱”──在众声喧哗中不断内耗，政府能力和竞争力不断下降。一条机场铁路，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公听会，要加开多少站，要迎合多少地方与特殊财团的利益，最后无法摆平，就只有不断拖延，让一条几十公里的机场捷运搞到柔肠寸断，也让台湾竞争力蒙上恶名。

这也刺激政治学界的反思。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的最新著作《高思在云》，就对此作出深入的分析，指出台湾的行政能力和国家竞争力，都面临民粹的腐蚀，不断陷入内耗的痛苦深渊，形成结构上的危机，而相对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专制独裁的中共体制，却展示强大的竞争力，可以在国家的基础建设上加速前进，而在内部的权力制衡上，也有它自己独特的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贪腐。

更高层次的观察，则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展示了一种迥异于欧美的现代化路径，以自己的范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学术界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有能力去定义自己，而不是要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想像中，亦步亦趋。

但中国的国家竞争力的飙升，却无法掩盖它在人权与法治上的滞后。近年的维权律师与记者被捕事件不断出现，包括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和一年多前香港《新维》杂志的王健民、咼中校，以及北京律师浦志强等，拘留时间都超过了刑法的规定，指控的罪名也不清楚，造成对法治的伤害，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也是习近平、王岐山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化之际所要面对的“法盲陷阱”，如何落实程序正义，拒绝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的问题，避免中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陷入最低点。

司法的公信力，就好像皇后的贞操，不容被怀疑。司法系统也要确保有各种的“救济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同时也要接受媒体的监督，而不是将人权与司法问题列为媒体的禁区，将“媒体监督”变成了“监督媒体”。

正是中国近年所展示出的强大的国家竞争力，让北京执政当局可以拥有更强的自信心，来推动人权与法治的改革。这是和高铁系统发展同样重要的国家基础建设，让人权与法治的轨道，开往13亿人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