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深切关注的不是希盟在下届大选是否还能旗开得胜，更应令人关注的是此次的改朝换代是否促使了我国两线制民主得以永续。马哈迪第二度当相以来，再度炒冷饭的复苏之前的“向东学习”政策，之前马哈迪要我国人民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韩国的刻苦精神，实际上我们学了什么？我们改变了多少？武士道精神只是日本社会的部分文化状况，马哈迪却对于提倡日本武士因知耻而剖腹自杀的表面认识而沾沾自喜。

日本社会其实不是马哈迪想象中的那么片面，自1500年前的唐朝以来，在许多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日本社会的保守和工作态度深受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近代明治天皇引进了西方教育体系，日本社会才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在唐朝时期，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被唐朝舰队剿灭后，日本天皇不但派特使学习唐朝的官僚施政制、语文、文化和科技等，也派遣佛僧到中国学佛。

虽然过去1500年的中、韩、日历史里，儒家思想有其弱点，但依然在东亚社会根深蒂固，甚至渗透了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文化。这也造成了东亚社会受其负面的影响，包括裙带主义、封建思维和缺乏伸缩性的等级制度，在民主改革上以及培养创造力的企业文化，依然比西方国家略输一筹。马哈迪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日本保守派民族主义思维，阻碍着他们个别的视野更加客观的评估中国崛起的利弊，在重新上台后两次高调访问日本，期许更密切的经济规模合作，都没有带来太大的惊喜，对于中华圈崛起的恐惧感，凸显了马哈迪的否定症候群。

我们不必崇拜中国过去的封建历史或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必须更客观的了解东亚文化之余，更客观的学习各国的强处，尤其继而倡导马来西亚本身多元文化的优势，创造新的经济模式。苹果电脑公司高级副主席杰俄里尔特（Jay Elliot）把乔布斯(Steve Jobs)的创意和成功，归功于他是名禅道佛教徒，乔布斯甚至曾有意在日本的一间佛寺出家当和尚。这证明了日本社会表面上是单元的，但也有其多元信仰强处，提供企业上的创意经济模式。

希盟政府还处于否定症候群的阶段，基本上马哈迪不断在重复首次任相的旧药方，包括浮罗交怡国际海空展，但没有实际上大刀阔斧改革我国的经济模式和教育制度。日本明治天皇并没有办大型的海事军备展览会，而是大力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先引进西方国家的科技教育，奠下了当今日本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

日本教育制度的另一强点是在于公民教育，强调个人对团体、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多过于个人或特定社群应得的“特权”。相反的，1976年马哈迪时任教育部长时，废除了公民教育，并在1981年时任首相时，以国家干训局（Biro Tata Negara）取代了公民教育，目的是在公务员之间，灌输“马来人至上主义“，马来人的特权高过于他们对社会和国家应付出的责任，种下了种族隔离分化、贪污文化的祸源。这也是2009年雪州和槟州民联政府严禁州政府公务员，出席国家干训局的洗脑活动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替马哈迪漂白的举止，认为马哈迪已经改变了，刻意误导首投族支持希盟，期许马哈迪将功赎罪的说法，废除国家干训局，杜绝国民遭“马来至上主义“思维的继续毒瘤扩散，但希盟执政后，国家干训局老态依旧，继续在新政府领导下提倡“马来至上主义“的行政方针，道地凸显了一些政客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如果身为问题的根本来源，马哈迪不阻挠体制改革，已经是很伟大壮举。马哈迪应该意识到他不可能了解体制改革的实际内涵，而必须尽快把改革的火炬，在熄灭之前，移交予新任领袖，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持续两线制的民主制度。

如果希盟不幸的像日本民主党一样，执政一届后就曲终人散，马来西亚的两线制民主将须要更长的时间重新树立。而在2017年日本大选后，自民党不但继续执政，而能够以少数选民支持，依旧保留在国会的三分二绝对优势，日本新生代政治冷感，形成了如此畸形的民主制度。如果马哈迪继续掌舵希盟，希盟上下依然被斯德哥尔摩否定症候群感染，希盟命运最后沦落为类似日本的民主党的终结，除了当短暂的政府之外，也无法树立永续性的两线制民主。

虽然日本民主党于2009至2012年短暂执政，不但失去了政权，至终也因为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被迫在2016年解散告终。日本社会民主党也曾经在二战后执政，也是强大的在野党，但在1990年代和自民党组织为期两年的短暂联合政府后就一蹶不振，至今却只能维持不到10位的上下议员。

日本民主党和社民党的遭遇是前车可鉴，希盟要组织永续性的政府，就必须模仿德国式的政治联盟，左右政党分明，并以意识形态接近的政党联盟，比较能够一致推行互相共识的政策，而不会出现犹如希盟现今左右互相背道的局面，竞选宣言不断被奚落的尴尬情景。如果希盟最高理事会勇于直截了当，开除违反竞选宣言的希盟领袖或成员党、或许会是最有效的手法保持希盟的生存机率。

希盟不应该成为部分领袖自救政治前途的工具，而无法成为两线制民主的摇篮。希盟就如已经解散的日本民主党一般，许多中生代领袖被排挤，取而代之的是青涩无经验的领袖以及”美女刺客”， 无经验的行政人员造成了政府行政管理无法有效率的执行政策，是导致日本民主党在短期内崩盘的主因。因此，希盟各党目前掌权者不是太年老，就是太青涩了，而应当被重用的中生代，尤其是20年前烈火莫熄的活跃分子，如今正当如火纯青的将士，却被腰斩、冷落和排挤，如果不及时纠正，这正是写下了希盟可能犹如日本民主党，随时崩盘的可能。

种族政治是阻挠我国政、经、教进步的绊脚石，而以马来穆斯林主导权作为号召政治力量的巫统、土团和伊斯兰党都必须负起同等的责任。希盟在土团主导下，走巫统马来人至上和土著主义那套旧药方；输了哥意，也未必得来嫂意，这将驱走对改革抱着极大希望的希盟主干支持者，包括非马来人和城市马来人的支持，无法起死回生的经济政策，也将无法让希盟挽回郊区马来人和东马土著的支持。

因此，希盟领袖这一类的斯德哥尔摩症的征兆包括了被巫统、土团和伊斯兰党的种族、宗教政治拖着鼻子走，总括马来人无法逃脱种族政治之瘾。希盟高层领袖刻意撇开竞选宣言的承诺，以便迎合种族政治和土团的”土著议程“，这将使希盟输了哥意，得不回嫂意的悲惨局面。

另一方面，马来选民在第14届大选的投票趋势，和其他进步国家民族一样，平均分布于巫统（40%）、希盟（30%）和伊斯兰党（30%）。如果希盟要挽回劣势的话，必须拯救经济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并巩固原有的改革意愿的基本盘，因为基本民生还是最令人关注的议题。

大部分的希盟领袖还处于否定症候群，认为希盟表现标青，即使输了3场补选，下届大选依然可以轻易过关。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最新民意测验显示，马哈迪个人和希盟集体的支持率已经大幅度下降。过度个人攻击和政治戏码，没有实际政策上的改革以及不断在体制改革的课题上U转，都让人民普遍上有被欺骗的感受，这将是迫使希盟败北甚至于解散的因素。

尽管如此，基于希盟领袖还处在否定症候群当中，而希盟的船长也无心引导这艘“改革”的船只，乘风破浪驶出一条生路来。当船员们还沉迷于寻宝记时，却忘了船长在启航前，早已经诚实的告诉大伙儿，他要驶向荷兰，抵达了荷兰时，别责怪船长没带大伙儿去寻宝。（剖析希盟执政一周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