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子工作时从高处摔下，造成左脚足跟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内固定治疗后需在家休养6个月。患肢不能触地行走，不能负重。住院期间，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很多，致电慰问的人也很多，但真正感受到生活受挫的人只有他和我。

我预想过无数次父母老去以后的情况，身为子女的我们，必然会成为照顾者，照顾老父老母的起居饮食，却没想过“照顾者”的角色会来得那么突然，而且照顾的对象从老者换成伤者。虽然我在脑子里多次预习过，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照顾者，却始终没能揣摩好这么一个极具耐性的人物角色。

当时，我才刚和朋友喝完咖啡，车子还在路上，脑子里还在想要不要先去买一本台湾出版的生活杂志，然后才回家做饭。电话荧幕在此时出现一组陌生的电话号码，接通后对方仅仅喂了一声，我即刻就认出是外子，他受伤了，被送到我们家附近的医院急诊。

我很害怕接到类似的电话。很多年以前，我在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预试，母亲致电告知大弟从摩哆摔下来受伤，要我马上从城里回家一趟，谁会知道那其实是要我赶赴一场丧礼的通知。至亲之间也许真的有心灵感应，那一程回家的路，包括转站换车，大概要花上3个半小时，我一路恻恻难安。自接到外子的电话，在赶往医院的路途中，我也感觉到心生恻恻如当年。

外子摔伤时才吃过中饭，无法马上进行手术，院方也没能立刻安排病房和病床，外子在急诊室的沙发椅上等候直到我赶来。护士将他的伤处用纱布层层包裹以止血，但血还是渗透了纱布，滴在急诊室的白色瓷砖上，格外显色，也格外触目惊心。我见不得他流血不止，连续两次呼唤护士的语气明显失去耐性，她却还是姗姗来迟。原本在电脑前处理手术相关事宜的医生，他临走时也只是不疾不徐地叮嘱，手术前需断食8小时，千万不准饮食。我后来才想起，在面对病痛时，着急和焦虑的永远只有患者与家属。

手术推迟到晚上10点30分才开始，我匆匆回家，给他带换洗的衣物、毛巾、刮胡刀、电话充电器，还有那副他在家才会戴的黑框眼镜，顺手亮了门廊的灯，又匆匆赶回医院，心想即使是不发一言的陪伴，也聊胜于无。

好不容易才撑到深夜一点半，人还没被送回普通病房，我实在坐立难安，移步去柜台再问第二遍。2点05分，他才终于躺在病床上，透过黑框眼镜与我对视，我才终于放下心头大石，才感觉到疲惫，才想起自己原来还没洗澡。

他出院之前，我顾虑到主人房在3楼，便在客厅重叠了两张单人床褥作为他的休养之地，水与杯子，电视与空调的遥控器，都安置在他伸手能及之处，虽然只是临演，我想尽心尽力扮演好照顾者的角色。

所幸我们还有彼此

我的工作时间尚算自由，平时可以为他和自己张罗三餐，只是他选择相信民间讹传，认为鸡蛋乃“发物”，坚持不吃鸡蛋。既然不能以鸡蛋入菜，那么简易的水煮蛋、荷包蛋、芙蓉蛋、番茄炒蛋通通无辜被淘汰，还大大地限制了我的厨艺发挥。

饭后洗碗原本不是我的“分内事”，自我们结婚以来，外子就包下锅碗瓢盆的清洗工作，现在他无法单脚久站，理所当然交由我这个御用替身来完成。还有，我们家一周擦地板一次，之前我若偷懒不做，他便被逼要负责；如今他受伤做不来，我也没借口不做他的后援。另外，我还得暂时负责车贷、房贷、电费、水费、管理费的线上付款，又兼肥皂、厕纸、洗碗液、洗衣液、牙膏、刮胡刀等一切琐碎杂物的采购工作。

这段期间，我除了要照顾他，还要照顾他养的一尾打架鱼和两只乌龟。

结婚6年来，我俩的相处就如以上的现实与日常。平日我们各自出门工作，工作结束后多半马上回家，争取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的余暇，偶尔发闷也逗蚂蚁、赶苍蝇、捉蟑螂和杀蚊子。至于逛街和旅行，都是难得休假才会做的事。对于这样平淡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我就适应得挺好的，我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虽不曾多想，但在潜意识里追求已久的一种理想生活模式。

老实说，我们虽是已经结婚好几年的一对夫妻，但在平时的相处中并不合拍，多半我快他慢，只是在人生中快慢都没有绝对，所以有时我会催促他，有时则是他让我放缓，双方不断调节步履，尽量不超速前进，就算慢活，也不至于妨碍任何人，我们自己要过的日子，就按我们自己感觉舒服的节奏，循环前进。

当生活突然出现某些状况，我们也许会不经意地希望别人能设身处地，来理解我们此时的心情与难处，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假装没事，却还是会脆弱，还是会想要有人安抚。然而，身为大人，我们最多是默不作声地去适应目前变化，耐心地等待复原，间中也许会焦虑、也许会失衡，所幸我们还有彼此。至于其他的，我坚信只要咬一咬牙，也就可以忍受过去，因为一部戏总有杀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