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联公司过去扮演的角色，简单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为国库和国民创造财富，进行有目的性和策略性的投资，从而取得高投资回酬，如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国民投资公司（PNB）、财政部机构（MoF Inc）、雇员公积金局（KWSP）和国家石油等。

第二类，协助振兴乡区经济，推动乡区现代化与农业发展，提升乡区人民生活水平，从而消除乡区贫穷和低经济增长，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鸿沟。例如，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橡胶小园主发展局（RISDA）、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FELCRA），或协调区域发展的机构如吉兰丹南部发展机构（Kesedar）、登州中区发展机构（Ketengah）和柔佛东南镇发展机构（Kejora）等。

第三类则是带有土著议程的机构，其角色为增加土著在经济领域的参与和股权持有，并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更多马来工商阶级，从而增强土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隶属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人民信托局（MARA）和隶属企业发展部的城市发展局控股（UDA）。

然而，晚近官联公司的最大争议，乃是在市场中排挤了私人领域。特别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官联公司更有积极参与市场的迹象。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在各个领域中都能轻易发现官联公司的踪影，从新城镇开发、物业管理、银行金融、农业种植、制造业、医疗、高等教育、基础建设乃至日常消费品等。

根据马大教授哥美兹（Edmund Gomez）（2017）领衔发表的研究专书《Minister of Finance Incorporated》显示，在2013年国内前100大上市公司里，官联公司就占了35家，而上市官联公司占了上市公司总市值近四成。此外，官联公司近年对私人公司的并购和增持，也远远大于释出。

这就是为何首相马哈迪于10月30日出席国民投资公司举办的2019年企业峰会时指官联公司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不应扼杀他人机会。在这之前，马哈迪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官联公司必须重新评估在市场参与的程度，并了解他们与私人界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在非战略性领域，官联公司不应排挤或与私人界竞争。

随着大马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已获得显著改善，城市化程度超过七成，并已逐步实现从农业国家朝向现代工业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官联公司也是时候检讨在新时代里所扮演的角色。

官联公司应该更专注在战略性投资或新兴产业，如科技创新和数位经济领域。成熟却未上市的官联公司应该上市，并减持对其股权的持有，让私人界得以参与。此外，官联公司也可作为培养新兴产业在地供应链的重要媒介和催化剂，如雪州正在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具有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但却涉及高资本的航空零组件制造和维修业。官联公司可以母鸡带小鸡模式，协助本土零组件制造商达到技术转移和建立目的，嵌入全球飞机零组件生产网络。

当然，由于官联公司并非高度自主，它必须执行政府政策，落实国家议程，资金源自政府，须向人民问责，但同一时间又得避免遭到特殊利益团体骑劫或政党控制，因此如何促进官联公司与民间社会互动的“镶嵌性”（embeddedness），建立有效沟通和互信机制，确保良好企业治理和经营，以及资讯自由流动，也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