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贪污洗钱失信案 | 主控官：不符反贪法令逻辑   “供情报享免控权荒谬” 

该法令阐明，推广立法目的的诠释应优先于不推广相关目的或目标的诠释。

她在陈词中提到，有目的性的诠释规则允许法庭查看与立法颁布背景有关的外部资料，她引用志期2008年12月15日和志期2018年4月4日的国会议事录（Hansard），记录当时颁布第30（7）条文和废除有关条文的提案。

“当阅读整个立法背景时，颁布第30（7）条文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证人提供合作，公开情报和文件，以协助反贪会调查。”

她说，该条文仅适用于公开情报或文件的人，其所提供的情报或文件可能会让某人被采取刑事或民事行动或遭索赔。

第30（7）条文没提供免控

她说，若制定打击贪污的法律，却让贪污者受到相同法律的保护，会向民众传递错误信息，让人民误以为反贪会只是一个摆设，无法对付违法者，并且让人民有种印象认为反贪会只会收集情报，而不采取行动。

罗兹兰强调，第30（7）条文没有提供免控，仅让协助调查的人士，在主控官酌量权之下，免于被起诉。

她提及反贪会查案官的职责，即根据第30（7）条文，有权传召任何人问话，包括尚未被提控上庭的人提供情报，这是调查过程的一部分。

他说，查案官在完成调查并考量所有证人的情报后，就向主控官提呈调查报告，并针对控状提出建议。

“若反贪会录取证人的口供，所有人都受到保护，每个人都不可触碰的，那么调查的目的是什么？”

不解辩方没更早提免控要求

她也引用上诉庭2021年在张志康诉主控官案的判决，提及第30（7)）条文不赋予任何公开情报的人，在可能抵触任何罪行下被免于提控。

此外，罗兹兰也不解为何辩方没有在更早的阶段提出免控要求，被告是在2018年在地庭被控，随后2019年案件移交高庭，辩方并没有提出免控要求。

“我们感到很奇怪，辩方等到最后一刻，即控方结束举证的阶段才提出免控要求。”

她说，此案已经经历53天的审讯，传召99名证人供证，有745项呈堂政务，同时审讯期间经历首相交替、行管令和疫情，但辩方在这期间并没有提出有关免控要求。

她说，假设被告拥有提出豁免要求的权利，但长久以来保持沉默，实际上被告已放弃有关权利。

也是巫统主席的阿末扎希面对47项控状，分别是12项失信、8项贪污及27项洗黑钱控状，案件涉及健康思维基金会上千万令吉。

案件于下10月4日续审，控方将继续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