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8:51pm 14/05/2022

美国的后罗诉韦德宪法深渊

作者：Mark Medish

各州权力原则的古老法律幽灵正困扰着美利坚共和国。上述僵尸宪法理论曾在美国内战前被用于推动反叛蓄奴州的事业，并在其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前邦联的种族隔离辩护。今天，它再次威胁到公民权利和美国的国家基础。

各州权力理论认为各州有权决定其核心自由事务，甚至不惜废除国家政策。它贯穿了最近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稿，该草案由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编写，可以推翻罗诉韦德案，而该案是最高法院1973年实现全国堕胎合法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

这样的裁决将导致美国恢复原状，届时各州可以将堕胎定性为犯罪——1973年前的状况就是如此。最高法院可以因此让妇女权利的时钟倒退半个世纪，并借此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奉行进一步推翻既定判例的反动司法激进主义。

这是因为各州权力原则并不局限于堕胎和隐私事务。它是右翼法律倡导者在拥有充足资金支持的“法律叛乱”中所挥舞的法律武器，瞄准从联邦监管到选举制度的一系列领域。那些认为内战已彻底确立有利于联邦政府和国家基本权利标准的宪法权力平衡的人现在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包含双重主权，联邦制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棘手的平衡行为。美国宪法包含角力原则：至高条款使联邦立法成为国家法律，而第十修正案则保留了“各州[…]或民众未列明的权利。”

美国宪法有一个巧妙但却问题重重的特点，即它是由最初13个，现在多达50个州所达成的契约。是各州——而不是“我们民众”——在1787年达成了强化联邦，但不要过度的历史性妥协。

但尽管各州权力学说具备一定可以立足的宪法立场，但这些古老的立场并不适合今天的形势。回想起来，内战结束后仅废除奴隶制或许是个错误；也许当时也应该把各州放上砧板。尽管州权力过去和现在均太过根深蒂固，无法实现这样的想法，但近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可能会赞同上述理念。

联邦制在辅助性原则方面具有显著的意义——即将纯粹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地方各级——但作为基本权利的监管者它们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尽管美国各州常被誉为“民主实验室，”但用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讲，在各州权利原则下，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地方暴政的孵化器。

司法克制的美德曾经是负责任保守法理学的基础。但今天，自封的保守派却赞同某种不合逻辑的信仰混合体。其中包括隐含在各州权利学说中的新邦联“失去的事业”，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和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所拥护的帝国总统 “统一行政”论，以及像彼得·泰尔这样的少数硅谷大亨所奉行的反监管教条，他们认为自由企业定义了公共利益。

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催生了一个行政部门，领导该部门的总统既是不受约束的皇帝，同时又是无能的捕狗者。总统有权发射核弹，并握有巨大的紧急权力——特朗普曾宣称，他掌握着无人知晓的权力。但总统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却无权发布在疫情期间保护公众健康的全国性口罩或疫苗授权。

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权利法案最初仅约束国家政府的行动，而各州行动却不受限制。内战后长达数十年的最高法院判例法中出现了针对州政府心血来潮的民权保护拓展。以上多数权利的实现是通过对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进行创造性的司法解释。

美国宪法相关的怪异之处是缺少个人直接投票给总统候选人的权利。以各州为基础的选举人团，而非全民普选，决定了总统选举的结局。

这种古老的安排为各州权利原则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独立州立法”理论是一种特别恶毒的类型，该理论认为宪法赋予州立法机构、而非选民决定该州官方选举人名单的权力。

上述理论如果得到目前极度失衡的最高法院的批准，就有可能被用来劫持总统选举，或者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按照第十二修正案的规定将选择总统的权力交给众议院，从而使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各州手里。正如对2021年1月6日叛乱活动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各州权利原则可以被扭曲为策划宪法政变的工具。

各州权利原则是源于美国不光彩过去的一种吸血鬼司法理论，它的复兴将威胁到民主和治理能力。今天，有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那就是当被问及制宪会议选择何种政府形式时，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什么会打趣道：“共和制，如果它能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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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Medish，克林顿治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任财政部副助理部长，与人共同创立了无党派公民组织保护我们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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