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低调务实的戴先生

在戴先生要从南院退休之时，校方曾征询他的意见，推荐我暂代他学生事务主任一职。当年我还很年轻，戴先生曾说：“你跟学生比较靠近，比较了解他们，也知道民办华社高校的处境和难处。”当然，在个性上，我和戴先生是很不一样的。跟学生靠近，是好事也不见得一定是好事。但从戴先生身上，与他共事的那些日子，的确学到很多东西。主要还是在面对问题时的解决能力的调教。

戴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中文根底很好，很会写平平稳稳的“应用文”。其实他有“武林秘笈”，那个年代，电脑网络还不是很发达，打开他办公室的橱柜抽屉，一份一份文件夹，有好多不同类别的应用文、文告通告的“范本”。他看稿看得很谨慎，即使是学生送来的公函，也是逐字逐句的校对，抓错别字一流。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一再提醒我们，学生送来的公函初稿你们要认真看，也要“温馨提醒”学生。例如中文应用文里，不好随意用“假”字。“假”有假借之意，如果是外来团体要租借学校场地，“假”什么地方举行，可以。但如果是本校学生在本校举行活动，就不能用“假”了。

记得当初，我一到南院任职，他还时不时给我“思想教育”，常常带我往华社基层走动，常跟我说些华社华教的小故事大道理和有趣又发人深省的“奇闻轶事”和在华社的“人情世故”。

虽说戴先生曾是文艺青年，在处事上他是“务实派”，有时甚至有点“滑头”。说话大声，从事谨慎。不轻易得罪人，不必要的也不会去死命硬要去跟人争个出头，隐忍一流。顶多偶尔跟我们这些后辈讲讲，也不是抱怨发牢骚，而更多是自我解嘲，然后跟你说：“安老师，华社就是这样的。”更重要的事，还在面对问题时如何解决问题，把事做好。再多的负面牢骚埋怨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对不？

这就是我认识的戴先生。就像他高秀的儿童文学《血滴子》，的确很“顽皮”；而高秀的小品散文却很平淡。就像他的新著书中所说的：“我的人生不是大江大河”，“所有平凡不过的经历都发生在不同情境的那时那刻，所以书名就不假思索的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