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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学者观点
7:40am 07/08/2022
林福炎教授.回归幸福的经济学
林福炎教授

国家政策不该只关注经济增长,也需在经济增长和幸福之间重新平衡,实现社会幸福最大化。从个人角度,别一时迷失,牺牲健康与家庭来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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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布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幸福调查:(Malaysia Happiness Index)。此指数分为6类水平 (按顺序,从低到高):非常不幸福(0-2分),不幸福(2-4分),中等幸福(4-6分),幸福(6-8分),和非常幸福(8-10分)。这一个2021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尽管在疫情冲击之下,我国人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得分6.8 (满分为10),是在“幸福”的水平,令人欣慰。最令人鼓舞的是还宣布该幸福调查将持续进行,计划每五年进行两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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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经济学在幸福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789年,英国法理,哲学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创立了现代效益主义(Modern utilitarianism),所谓的效益(Utility)就是指幸福。根据现代效益主义,人类的行为是由乐(pleasure)和苦(pain)所引导的。趋乐避苦是人之常情,人之所求。所以政府政策应以社会幸福最大化(也就是痛苦最小化)为目标。譬如,如果政府只有一个物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而穷人消费这个物品的快乐是高于国王陛下,这个物品就该给穷人,不可给国王。简而言之,政策的立法原则是实现最多数人的幸福,而在幸福之前,人人平等。

不幸的是,在边沁之后,由于幸福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导致了量化,比较以及测量幸福等等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趋向回避幸福,而用客观与可衡量的消费量来代替幸福,开始假设消费量越高,幸福就越高。例如,在经济学中,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是一条不同消费组合但可带来相同程度幸福的曲线,更高的曲线代表着更高的消费量,也就是更高的幸福。一个人的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也就是个人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的消费量,也限制了他可以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最高幸福程度)。因此,收入越高,消费越高,幸福就越高。

不同于幸福的主观性,收入和消费都是可直接衡量和相比的。就这样,经济学远离了幸福,注重收入与消费,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经济增长成为了政府政策目标。各国不停追求经济增长,以为人民收入高了,消费能够增长,幸福就增长了。

幸运的是在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人均幸福却没有显著的变化,反而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幸福水平之中来回波动。过后,经济学文献将这一重大发现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或“收入-幸福悖论”(Income-happiness paradox)。这悖论推翻了之前的假设。收入越高,幸福不见得就越高。最糟糕的是过度消费还会降低幸福。自此,一些经济学家如黄有光教授(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幸福,并发现其实幸福是可以衡量的。客观测量幸福(脑电波等讯号测量,间接地询问与受访者关系密切的人) 或主观测量幸福(用多项题目或单项题目直接问受访者),方法不同,但所衡量出来的幸福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幸福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这一发现掀起了经济学研究幸福的浪潮,经济学开始回归幸福,为国家政策和人民福利做出贡献。

在国家政策上,人民幸福指数开始纳入国家发展之内。自1999年以来,我国已经有了包含45项社会经济综合指标的(Malaysian Quality of Life Index)。但不同于这一个生活质量指数,是实地调查,用多项题目直接问受访者,主观的测量幸福感。这2021年的幸福调查涉及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4万2446名随机选择受访者。幸福指数从13个方面来衡量: 家庭、宗教和精神、健康、时间使用、社会参与、住房和环境、工作生活、教育、公共安全、文化、情感体验、通讯设施和收入。

笔者使用此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一些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分析。总体而言,我国人均年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幸福指数就会增加0.05个百分点,低弹性,幸福对收入的变化反应低。另一方面,以幸福指数与人均年收入的比率来算,每一万令吉的人均年收入对应1.37的幸福指数(即平均而言,每一万令吉的人均年收入可带来1.37的幸福指数,指数值从0到10)。按州划分,吉兰丹的比率最高(4.79,即每一万令吉的人均年收入可带来4.37的幸福指数 ),而吉隆坡则是最低(只有0.61)。所以,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在吉兰丹所赚的一令吉可相当于在吉隆坡所赚的8令吉(4.37/0.61 = 7.918),这也意味着吉兰丹的一千令吉月薪可相当于吉隆坡的8千令吉月薪。

收入的增加所能带来的幸福是非常有限的。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的确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但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幸福的提高就会减弱并最终消失。国家政策不该只关注经济增长,也需在经济增长和幸福之间重新平衡,实现社会幸福最大化。从个人角度,别一时迷失,牺牲健康与家庭来提高收入。对笔者而言,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统计局
林福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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