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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学说经济
7:30am 29/01/2023
张恒学.权利界定是问题关键:车资、门票、座位
张恒学

凡此种种,透露了我们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缺乏权利界定的观念。如今的社会风气,还倾向于利用无约束的政治权力,去扭曲一般由市场供需双方或明或暗的协商结果,以为这样就能改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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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就有不少社会事件引起争论,这里举三个作例:(一)雪州政府宣布,从1月15日起,把州政府提供的服务向外籍人士收取90仙的车资,而本国人则可免费乘搭,引起政策歧视外劳的争议;(二)在吉隆坡1月15日的演唱会,因为须要搭建舞台、准备场地,影响了1月7日大马主场的,把最高可售卖的8万8000张门票减至5万9000张,导致有球迷投诉买不到票,甚至提出应该展延该演唱会;(三)有网民投诉长时间被学生霸占写作业,造成顾客无位可坐,甚至有人在三年前就到麦当劳门市前举牌抗议,上面写着“McD tempat makan, bukan tempat study”。

这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有一个乍看不容易参透的共通点:这些事件的争论点都在权利界定,而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权利界定不清,或讨论问题的人搞不清问题的权利界定。

先说雪州的免费巴士。州政府提出向外籍人士征收车资的原因是该群体非纳税人,并举医疗系统为例,指此举不涉歧视。道德上,任何举动是不是歧视,永远争论不清。在经济学上,只要同样商品同样服务,对不同人或不同群体收费不同,都称“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为了除去道德上的贬义,中文又称“价格分歧”。

能够让价格有所分歧,供应者当然需“定价”。价格分歧是一体两面,永远有人多付,有人少付。问题是为什么唯利是图的供应者允许有人少付?答案当然是因为这么做的总收益比较高——少付钱总比收不到钱好。

以上的分析,只适用于唯利是图的供应者,一般指的是市场上的商家了。如果供应者换作政府呢?经济学“唯利是图”的假设不变,只是政府所图的“利”变了。市场商家自负盈亏,图利无非是在不亏损的情况下可赚尽赚;政府提供的服务,除了金钱利益,常常牵涉政治利益。市场商家图利,关键在于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政府图利(贪污不论),在品质之外,常常投机迎合人民所好,充分发挥“人民是老板”的本色。后者,又称“民粹”。

雪州免费巴士的权利界定有两个层面。第一,在巴士服务上界定了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收费不同。其实搭该巴士的主要是外劳,很难想象世上有种价格歧视,是向较为弱势的群体收取较高费用。第二,在提供巴士服务的安排上,界定了供应者是政府而已。第一层面是小,第二层面是大。执着于小层面,不容易有突破性改善。要改革大层面,开放竞争,才有望提升公共交通的素质。

周杰伦演唱会导致球赛座位减少,其实是无中生有的争议。事件爆发后,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马上澄清,球赛座位减少的安排,是大马体育馆机构(Perbadanan Stadium Malaysia)和大马足球总会(Football Association of Malaysia)的协商结果。换言之,如果真要追究是谁“导致”座位减少,首先就要质疑这两个政府机构为何须要“协商”,再进一步质疑何以“协商结果”是减少球赛座位。

个中争议大家都明白不过——演唱会几年前就订下场地,大马体育馆机构协商的对象是足总(而不是演唱会主办方),是该机构作为场地供应者的选择;减少座位(而不是转换场地),是大马足总作为球赛供应者的选择。原则上,票价会因为座位减少而提升,达到调节需求量的效果。但是市场的运作从来都不完美——何况这里牵涉到政府机构——即是说票价可能无法准确跟随供需情况调整。

买不到票或不愿意买贵票的球迷,满肚子怨气需要发泄,还可以照常理理解。政治人物带头鼓噪,却需要社会谴责。奇怪没有人追究土著团结党袁怀绍的法律责任,难道只要指鹿为马,以团结作幌子,就能肆意煽动族群情绪了吗?

袁怀绍的帖文标题是“Rakyat Nak Tengok Harimau Malaya Bukan Jay Chou”。从权利界定的角度来说,这个标题所陈述的本来就非事实。球赛有买票的观众,演唱会也有买票的观众,以买票来界定“想看”(nak tengok),两边都有人想看,除非袁怀绍暗示想看后者的不是“rakyat”了。他的通篇文告,也没有在体育馆主办活动的权利界定局限下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提议,只是提出青体部“应该用尽一切权力纠正问题”(perlu gunakan segala kuasa…..untuk perbetulkan keadaan ini)。对他来说,政府的权力或许就应该无限大,编个动听故事,就能够把社会上不同需求的人民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完美”解决的。我们的青年政治领袖如此素质,国家前景堪忧。

麦当劳座位有顾客长时间霸占,本身是麦当劳(供应者)和学生顾客(需求者)之间的问题。麦当劳当然不希望少赚钱,在市场竞争下(如肯德基、星巴克、旧街场等等),它在制定价格、产品服务的种类和品质,以至于场地使用限制等方面,自然有过一番考量,愿意承担相关决定的盈亏,又哪须别人帮忙操心?看来事件影响太小,没有政治人物插嘴,但它透露着社会上一种不尊重权利界定的风气。

凡此种种,透露了我们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缺乏权利界定的观念。如今的社会风气,还倾向于利用无约束的政治权力,去扭曲一般由市场供需双方或明或暗的协商结果,以为这样就能改进社会。这些人忽略了权利界定的重要性,以为强迫性的改变权利界定的方式是“免费”的(可以在不损害一方的前提下促进另一方的利益)或是可以加加减减计算得到的(可以为了更大的总利益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是值得的)。殊不知,慢慢膨胀的无约束的权力,往往导致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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