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怎么活（一）| 最低薪加200帮助不大？ 低薪族“生活”还是“生存”

国银前总裁：马受困中等发展陷阱

国银前总裁莫哈末依布拉欣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指出，调高最低薪未能解决人民普遍低薪导致购买力下降的情况。

他表示，综合国家经济政策、对外劳高度依赖、无法创造高质工作、教育制度过时能多种因素，使大马劳动群体长期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张晋雄：低薪非不理财借口

物价暴涨，只有薪资不涨，这是很多打工族的心声。面对生活成本压力喘不过气，不少年轻及中年人抱持“见一步是一步”的心态，赚的钱够生活就好，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

张晋雄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表示，“现今许多年轻人一毕业就背负学贷，领着不高不低的薪资过生活，购屋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未来年轻人可能选择居家作业的工作，连车子也不买了，因为供车不容易，车还会贬值，年轻人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他坦言，无论是先进国或发展中国家，这都是一种无可阻挡的趋势。

居安思危保障晚年

张晋雄也是全国寿险与家庭伊斯兰保险顾问公会（NAMLIFA）前总会长，他说：“我非常理解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但这并不能成为完全不理财的借口。”

他解释，无关高低薪资，理财的本质不是追求高物质生活，而是确保现金流管理，避免债务失控，且懂得分散风险。

“不是一定要拥有产业才叫做理财，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至少要懂得通货膨胀，然后居安思危，我知道这些话在年轻人听起来可能很老土，但还是必须通过教育让年轻人领悟。”

他强调，学懂理财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在年老时有基本储蓄照顾自己的能力。

理财角度将年轻群分3类

张晋雄从理财行为角度分析，总结出年轻群体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是有本事也有办法获取较高收入的年轻族群，他们有些可能出身富裕，有经济基础支撑，对生活物质也有一定要求。

第二种则是靠努力一点一滴存钱，谨慎消费的年轻人。因为知道钱的来不易，也会选择趁着周末兼职打工增加微薄的收入。

第三种年轻人，则是抱持“有多少、用多少”的消费态度，对金钱价值无太大意识，只求当下够用，不敢去想未来，倾向于安于现状。

“第三种年轻群体尤其在华裔小康家庭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原因包括父母尚健在，有‘靠山’遮风挡雨，他们现在还看不到未来需要的钱到底有多大，所以对储蓄没太大重视。”

“但父母终究会老去，得以依靠的人也会衰弱，对吧？”特别是当生活发生骤变或临时需要一大笔钱时，此时才来思考理财就太迟了。

国库控股研究所：薪资增长缓慢

国库控股研究所研究助理沙兹鲁阿里夫接受《星报》访问时也指出，造成整体薪资差距与实际生活成本之间落差的关键经济与结构性因素，主要在于整体劳动市场薪资增长缓慢。

“我们检视了2010至2019年之间的薪资分布，发现底层50%劳动力的实际年均薪资增幅，仅为每人56令吉。”

无论如何，他认为，任何最低薪金的上调对低收入工人来说都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仅在最低薪金调整的年份，才会出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公积金局：非所有劳工受惠

针对国库控股研究所对1995至2019年的研究报告，公积金局指出，政府提高最低薪金水平，是改善底层雇员收入、缩小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最重要干预措施。

“从历史经验来看，最低薪金制从2013年首次实施后，分别又在2016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进行了4次上调，皆没对企业履行缴费义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公积金补充，虽然部分小型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担心劳动力成本增加，但过去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影响只是短期的过渡性阶段，不会对企业造成广泛冲击。

无论如何，并非所有劳工都在这个制度红利中受惠。

EPF尤其关切家政工人如女佣、保姆、司机、园丁等，依旧被排除在最低薪金保障之外，令他们在工作时间长、休息日少的情况下，难以享有制度保护。

“这种排除是基于他们的雇主或聘请家政工人的家庭，不被视为商业实体，也不以营利为目的。”

对此，公积金局认为需建立一个框架来审查把家政工人排除在最低薪资保障之外的说法，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公平的薪酬，但同时也要避免给家庭雇主造成过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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