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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6 08:38:01  1582903
李文杰 & 张志建.灾黎守护者
非常人物



身体累,心不累,对他们俩而言,赈灾过程中最难受的是对需求助灾民爱莫能助。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左边看着遍地罹难者遗体,右边搜索队伍从废墟断垣底下救出生存者,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流泪,反而是尽其所能,帮助生存者度过眼前难关,重建他们的生命和对生存的希望。

与他们访谈,才发现两人的生涯规划,救援组织并非首选。各自在商场打滚,曾拥有高薪事业,富足生活。或许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两人毅然舍弃原有生活,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投入赈灾行列,成为灾民的守护者。


菲律宾奥尔莫克市(Ormoc)遭台风袭卷后,民众聚集在码头的油站等待救援。街道四处堆满各类杂物,油站完全缺乏汽油供应。

李文杰:人生莫用钱衡量
体悟生命最重要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我只是代表全世界捐款者,透过双手将物资转交给他们。”54岁的李文杰谦虚说,自身在赈灾行动中像“打杂”,一手承揽了调动运输、团购物资、安排人手等工作,凡事亲力亲为,确保救济品到位,发放物资顺利进行。

回忆起2004年南亚大海啸,印度洋珍珠斯里兰卡历经浩劫,数万人罹难,他当时被派去南部重灾区汉班托塔长驻18个月,成为他最珍贵的赈灾经验,从展开紧急救援、搭帐篷安顿灾民,甚至参与建立大爱村工程。这个经验让他往后处理缅甸、菲律宾风灾、尼泊尔地震、东海岸大水灾时得心应手。

厂商连赈灾米也“吃秤头”

原以为处处有温情,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身处汉班托塔赈灾时,他们就遭遇“吃秤头”事件。李文杰说,他们在可伦坡找一间小型包装厂,将50公斤米分成10公斤包装,方便灾民托走。结果发现每包米不足10公斤,有些甚至只有八公斤多,这起事件令他陷入愁眉。运往汉班托塔的车程预计七八小时,重整物资时间有限,“米必须在发放日期的前两天送到,不然担心会暴动,时间越来越紧迫,运输一直碰到问题。”

后来,他发现当地运输司机薪水很低,载货时会到其他城乡替人送货赚外快。

为了确保救济品充足和准时到位,李文杰独自逗留在可伦坡盯紧包装流水线。不过磨炼从未停止,虽然他现场督工,厂内却仅3人工作,速度肯定赶不上。他又再动脑筋,要求员工询问附近村庄妇女是否愿工作,才加速包装过程。物资上了车,通报了车牌号码和预计抵达时间,李文杰才算松了一口气。

2008年缅甸赈灾活动是他最难忘的经验,当时还是由军政府控制,他们一行9人虽有2周的准证,但不晓得是否有机会去勘灾。“两个星期感觉被监视,在酒店时,你一坐下很明显有人在翻阅报纸并看着你。”

李文杰说,当时广州电视台摄影队也住同一家酒店,然而他们隔不久就被驱逐出境,反而李文杰却没事。“也许低调缘故,加上没带摄影团队,我也是看情况偶尔才拍照。所以那两个星期都在收集资料和进行几场小型发放物资。”回马后,缅甸政府才正式签发准证,允许他们在当地进行大型发放活动。

一场火化仪式令他转念

李文杰笑说,从事批发乳制品生意十多年,没想过会在前线赈灾。1997年金融风暴将他从事业最高峰拉下来,面对厂商追债,银行不愿贷款,收不回烂账,他选择苦撑至2000年。“很多朋友‘跑路’,到国外避债。我没这么做,就变卖产业。”最后,他撑不住了,2001年结业,当时他39岁,事业本该如日中天,却跌到人生最低谷。李文杰却说,签下买卖合约后,过去的负担化为云烟,整个人很轻松。

他陪伴患有血癌的母亲,投入慈济义诊活动,四处旅游。2002年,母亲逝世后,他开始思索往后生活,萌生重返商场的念头。不料,一场火化仪式却令他转念。

当时他看见一位拾金(捡骨)者,嘴里叼一根烟就这样用火钳一根根捡上来,放进骨瓮里面,突然有所感悟。“往生者在世时多么权势在握,你死了一样被人捡骨头。人也真如此而已。”

十多年赈灾经验让他看见,人在世上应该要找到生活和做人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一定用钱来衡量。最重要让生命有所体悟。


李文杰简介
2002年成为全职慈济志工,投入赈灾活动,一开始是慈济医疗团队,后来支援赈灾后勤工作,也身兼前线任务。南亚大海啸时,他在斯里兰卡灾区驻守18个月进行重建工作。去年尼泊尔地震,他也在当地逗留半年,进行义诊、发放物资等。前后参与了缅甸、菲律宾、东海岸大水灾等赈灾行动。


缅甸去年遭遇洪灾,超过百万人受灾,CREST与当地伙伴Calvary Care Myanmar迅速将米分配成一小包,方便灾民带走。

张志建:公司交给员工
自己留给灾民

从事6年赈灾活动的张志建说,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生命,“其实不是我改变了灾民,是灾民改变了我。”

他笑说,基督教信仰和母亲影响他步入赈灾行列,“妈妈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帮助人,家里亲戚喜宴或丧礼,她会踏着脚车去他们家帮忙煮饭、洗碗。”或许母亲的助人基因早已种在他身上,等待时机萌芽。

没有信仰之前,他也积极追求名利,过去10年从最低的送电脑人员,努力打拼变成科技公司董事,月薪平均1万令吉,那是他职业最高峰期。

“虽然我赚了钱,但仿佛失去了生命。”直到有一次朋友带他去教会,让他全面改变心态。当时29岁的他拨了一通电话给慨施(CREST)灾难救援与培训非营利暨非政府组织。“当时心想自己步入30岁才加入救灾团队会不会太迟,毕竟灾难救援需要年轻、体能和活力。”意想不到的,加入灾难培训时才发现自己是最年轻的。

那年,菲律宾遭遇“海燕”台风袭击,慨施迅速出队前往菲北部赈灾。张志建的培训课程也才结束不久,就询问当时的执行董事刘兰能否随团。获得首肯后,他就开始第一次赈灾经历。

当时的他并没有全职加入慨施,前后用了7年时间才立下决心投入赈灾工作。2016年1月1日,他将公司交给员工,把自己留给灾民。

评估灾民需求再做决定

张志建一再强调必须评估灾民需求,不要浪费任何一分善款。他发现一些善心人士、单位频密赠送物资,然而这些物资很大可能没有达到实际效用。例如吉兰丹大水灾时,灾民领取很多泡面、米,然而水淹没整间屋子,要如何煮食解决饥饿?“我们去一户家庭做评估时,对方反问‘如果带泡面,不要再给我们,因为吃到快要吐了,我们需要干净的水。’”

除了一般物资,张志建说,也要考虑一些细节,如提供服务型的帮助。水灾时,他们安排理发师、牙医,还有为居民配眼镜,同时派发女性内衣裤、卫生棉,尽可能想得更全面周到。

不过,张志建说,做慈善和灾难回应是两回事,如果用做慈善心态去回应灾难会面对很大问题。人道主义团队终究会撤离灾区,而他们要培养灾民自力更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能让他们一直等别人捐款。赈灾最重要是不能忘了重建灾区的经济和人们的生计。

不以慈善心态回应灾难

有时结合各单位资源更能发挥最大功效,“资金往往是最大难题,例如我们在菲律宾的重建工作,单单修补道路已耗资庞大,加上我们是小型非政府组织,无法贡献太多力量。”

此外,赈灾后也要如实记录一切,包括所作的失误,作为警惕。他说,有一回,菲律宾一个村庄向慨施当地伙伴要求20艘渔船,供出海捕鱼。他们就阶段式施援,一开始提供10艘渔船,再要求村民每月摊还渔船费用。出乎意料的,村民拿了后竟然卖掉了其中9艘船。

“一艘11万5000比索,他们却卖3000比索,我的心都掉下来了。”张志建无奈地说,伙伴汇报时告知村民因需要食物而卖船。

“做灾难回应就是要延续生存者的生命。”然而,张志建感叹,非常少人愿意全心投入付出,去做这份需长期耕耘的工作。


张志建简介
慨施(CREST)灾难救援与培训非营利暨非政府组织的执行董事,2010年加入有关组织,接受培训不久就前往遭海燕袭击的菲律宾北部灾区协助赈灾。随后,每年会到菲律宾跟进不同的重建项目。前后参与了日本海啸、东海岸大水灾等赈灾行动。


慈济菲律宾人医会医师在渡轮上巧遇一名因“海燕”侵袭被卷入海的少年。他虽获救但身上多处伤痕,他们勘察伤员后发觉伤口严重发炎,决定当场处理伤口。李文杰(右二)在一旁帮忙抚慰。


菲律宾棉兰老岛风灾后,许多灾民没有器皿煮沸水,许多小孩喝了水后一周内频频拉肚子。CREST团队在当地分发物资和水壶。

李文杰之快问快答

Q.希望有什么超能力?
A.我希望可以回到过去,也许会改变人生跑道,投入摄影这一个领域。我常与负责人开玩笑,说假如有一天我感到厌倦了,想要转换跑道,能不能将我调去人文发展室,专心处理图像,例如从事摄影记录或相关文字工作。其实,我偶尔也有撰稿,如前往尼泊尔赈灾时,曾写过一两篇。然而,我还是要以团队为主,自己责无旁贷,不能完全从自己出发。

Q.突然天降横财,你会怎么用?
A.
扣除足以让自己生活的费用后,其余款项我会存起来备用,随时取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或捐款。例如我目前所知道的尼泊尔有一群志工生活和教育费出现问题,如果有这笔横财,我可能会用来支助他们。

Q.你最想改掉的个性?
A.自以为是。

Q.讲出近期最开心的事。
A.哈哈!当然是我的“食物重建”计划收效,除了减轻体重,也改善了自身一些病症,例如我原先的腰酸背痛、膝盖酸痛等等。我觉得非常开心。

Q.本身的座右铭?
A.什么事情都是好的。

Q.最想去的地方?
A.我想再回到北非,身处在那个地方让我整个心胸很舒坦、放松。我去过并想再回去,但一切还是要看因缘。当时我住在艾莎维拉,那里有一个拥有六七百年历史的古老海港,建筑物有中世纪的风格。我只住了3天,觉得不够,下次有机会至少要住一星期以上。但有时很矛盾,我去了很多国家,也许有些事情过了就让自己偶尔回忆就好,无需太执着过去。未来还有很多未知值得探索,可以体会更不一样的精彩。

Q.想去哪个国家当志工?
A.只要哪里有灾难,我就过去。

李文杰之回到2岁时

这张生活照很有纪念价值,也很佩服我爸爸李金华能巧妙捉到我们兄弟俩忘情玩乐的瞬间。那两名赤裸身子的小孩,分别是我(右边)和二弟在简陋的板屋后面玩泥沙。我爸爸是一名摄影师,猜想大概在1962至1963之间摄下这张照片,地点是在靠近怡保务边锡矿区一个名为“咖啡山新村”的旧屋。后来,因为英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整个地区迁移至“新咖啡山新村”,我们较后在新区定居下来。

我自小过着贫苦的生活,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普遍,主要依靠大水缸盛装雨水和挖井打水。60年代的怡保还盛行洗琉琅行业,我婆婆是一名淘洗锡米的琉琅妇,印象中她常常跟左邻右舍的妇女一起出外,用铁桶把锡米挑回家,家务做完后,就会搬张矮木凳在石台上淘洗锡米,赚取额外家用。

后来我四叔独居这间老屋,前年他往生之后,由于屋子破旧不堪,又担心瘾君子霸占,最后交由堂弟拆除屋子,只剩下一片空地。

作者 : meewei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副刊.报道:林德成.摄影:苏长国、黄玲玲、部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2016.11.06 2016-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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