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意发放青年就业津贴，旨在提升本地青年收入，并减低对外劳的依赖及外汇输出。这项计划每年将耗资60亿令吉，目前仍在研究阶段。

我们不禁要问，市场真的需要如此巨额的津贴吗？请注意，这项高达60亿令吉的资金，将会是以薪酬津贴的方式，直接发放到雇员户头。换句话说，它不是一项带有长期回酬的经济开发活动。充其量，它可为市场注入流动资金，并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而已。难怪有人会认为这是走向民粹及拐杖政策的延伸。

套用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的论述，此政策将会搅乱市场那“看不见的手”。简单的说，要使国家富裕、经济充满活力和竞争力，过多的政府干预不是好事。更何况这项计划预计只会维持一两年，对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不会有太多优化作用。

那么，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大马经济呢？笔者认为大马经济的症结所在，便是众所周知的“中等收入陷阱”。欲提高薪酬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我们必须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步入高收入国的殿堂。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高于约美元1万2000为高收入国；介于大约美元4000和1万2000之间称之为中等收入国。自1960至2008年，当初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只有13个成功晋升为高收入国。近90%的国家努力半世纪仍然毫无斩获，遂谓为“中等收入陷阱”。

至于大马，我国2017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美元9650，2014年更曾一度高达1万1000美元，离高收入国仅有一步之遥，后却因马币大幅贬值而打回原形。

有些读者会误以为人均国民总收入是人民一整年的平均薪酬，其实不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的算法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上外资的净流入或流出，再除于人口数量。显然的，一马丑闻导致外资大举流出和马币贬值，人均国民总收入也随之大幅缩水。

那么除了怪罪于纳吉和1MDB， 我们还有何解决之道？《时代杂志》的经济专栏作者舒曼（Michael Schuman）曾针对我国的中等收入陷阱给出点评。他指出欲摆脱瓶颈，我们需要全面提高创新和生产力。任何国家从贫穷过渡至中等收入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廉价劳动力是发展优势。但从中等收入晋升至高收入国，则必须摒弃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

因此，大马必须拟定长远的政策来提升国民的创新能力与生产力，千万不要由于政治需要，而祭出只有短期利益的配套。那么，有什么长远政策是我们应该考量的？世界银行有几项提议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提升国家教育体系，以培养世界级的人才。可惜的是，在固打制背后，会有更多的人才流失和滥竽充数的国立大学毕业生。

第二，提升科研能力。如果大家仍然记得，纳吉时代政府大砍研究经费，这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科研创新。相比韩国的4.3%，大马的研究拨款仅为GDP的1.3%，新加坡则为2.2%。

第三，为初创企业和其他潜在创新企业提供更多财务资源。

第四，摒除一切扼杀竞争力的官僚主义作风与政策。谈到青年就业津贴和入学固打制，这些政策根本上是削弱个人与企业竞争力的拐杖。

如此说来，政府难道没有什么可夸之处? 当然有的。当西方还在怀疑华为之际，大马首先确立了发展5G网络的计划与决心，使我们在高科技、高价值的经济产业链上不会落后于他国。据我国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大马将成为亚洲中最早展示5G网络技术的国家。

此外，大马在2019年预算案中也推介了数十亿令吉的补助金和金融担保，以确保国内企业走向数码化，全力打造大马的数码经济体。

舒曼在其分析中还提到一项建议，那便是私人企业与全民参与改革创新的重要性。政府能够做的其实并不多，毕竟真正参与经济活动的是私人企业与其员工。因此，欲迈向高收入国，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热忱，仍然是至关紧要的因素！